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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人口的大西迁与西部的现代化，被视为二十世纪最富有革命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与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建立及四十年代以后的历史紧密相关。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在这一关键转折之前，即抗战前夕(1935-1937)大众媒体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为代表的西行记。文章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这类西行记怎样昭示出后来塑造共同体经验与想象的，来自“他者”的文化诱因。恰是1934年末开始的长征与“剿匪”这一对互动的事件，使大众媒体中“西部中国”视野与“红色中国”视野合流。它们作为文化想象中的两种“另一个中国”也更加凸显。“西行记”这一文体也因此获得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试图一方面梳理繁复的历史事件脉络，推衍其内在理路，以作为文章纵向的推进线索;另一方面，即横向上，又处理了自身相对独立可又跟前后部分构成逻辑链条的问题。其中，“行记”文体的生成及特点，西部中国、红色中国作为“他者”想象的来由和表现，读者接受视野下的文学生产等问题都为本文所关注。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论析了1935年初，作为互动事件的长征和“剿匪”如何吸引媒体的眼光，使得原来“西部开发”和“剿赤匪”两条线索实现合流。其次论述了“行记”—作为大众媒体对这两线合流进行关注的文体——如何在“新闻”、“观察”之后脱颖而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论析了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代表的西行记，其亦文亦史亦学的文体特色，如何结合作者“记者”的写作身份，而成为我们从文学来俯瞰文化的眺望台。 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范长江及周边媒体的西部书写。他们如何沿着长征的脚步，以几类不同的“语词”呈现与“东部中国”相对的“另一个中国”，亦即西部中国。而这样的“他世界”此时正遭受红军与“剿匪”两股现代力量的冲击，是在现代化背景下重新整合历史、透视和反省“我世界”的镜子。 第三部分，首先论述了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记者的西行记，在长征结束之后，如何弥补中文媒体叙述的匮乏，并追随范长江的脚步，敞开了发生在西北、与“白色中国”相对的“另一个中国”，弥补了范长江对“红色中国”叙述及其视野的不足。其次，探讨了这些西行记在作者、作品书写对象、读者接受三个逻辑层级上，如何书写红色中国及其与世界想象之间的关系。 第四部分具有总括性的意义，首先分析了在塑造中国民族共同体感受的抗战关键时期，西部中国与红色中国两种“另一个中国”的书写，在文化想象中合流的必然原因。最后则简述了抗战之后两者分途及不断在历史中显隐出现的线索。在笔者看来，分途之后，二者每次在文化想象中出现的内在原因，在抗战前夕的西行记中都有所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