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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尤其是雾霾天气的出现，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是由于外部性、公共物品等市场失灵造成的，因此单纯依靠市场无法解决，需要通过政府进行管制才能得以改善，而针对各种环境问题，政府采取了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主要分为命令控制型政策、市场激励型政策和信息披露型政策三大类，但各地区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究竟政府制定的各类环境规制政策在改善污染问题中是否发挥到了所期望的作用，针对污水和废气排放问题究竟哪类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更明显，这就是本文研究的中心。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三种效应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在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时，必须考虑这些非政策性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道德风险”代理人的行为偏离委托人所设定的目标，从而降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而要降低代理人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需要设定有效的激励与监督机制，因此在对各种环境规制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时，需要同时考虑激励与监督在环境规制中起到的作用。 本文从激励与监督的角度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先从全国角度进行分析，再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全面分析各种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地区对降低不同污染物排放强度所起到的激励作用。在控制非政策因素的条件下，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总体上在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其中排污收费政策和信息披露型政策能对降低排污强度形成有效激励作用，政府监督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污染治理投资没有发挥有效作用。而各种环境规制政策对于降低四地区不同污染物排放强度总体上与全国一致，但各环境规制政策对降低各地区不同污染物排污强度上所起到的激励作用的大小存在着差异，造成这种现象可能与各地区污染程度、政策执行中的力度不同有关。非政策因素中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能够降低排污强度，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会导致排污强度的提高。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为我国降低污水和废气的排放强度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