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到发达的城市当中，投身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浪潮里，为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和区域间转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就业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有助于劳动力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合理配置，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然而，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各地频繁出现“民工荒”现象，学术界开始争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已经变得相对不足，旨在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障碍的改革政策已经成为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激烈讨论的热点问题。 中国固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户籍制度使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常年处于“迁而不移”的状态，因为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农民工不得不面对与家人分离、“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各种压力，且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大都栖身于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差、工作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并饱受户籍歧视。 本文基于传统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将户籍变量引入到模型中，旨在从理论上得出户籍变量对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综合使用计量建模、参与弹性估计、保留工资检验、工资差异分解等技术和方法对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参与决策、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村户籍劳动力歧视的度量、无歧视情况下潜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数量估算等多个方面展开分析，具体内容包括: 关于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决策。该部分基于修正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考察了户籍变量对农村户籍劳动力尤其是已婚或者有孩子家庭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并通过Mincer方程和Heckman两步估计方法检验了与户籍相关的变量对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另外，通过构建期望工资方程，分别计算了农村户籍已婚和未婚、家庭有孩子群体和家庭无孩子群体的期望工资，比较了不同群体的保留工资水平;最后，根据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分别计算了农村户籍劳动力和城镇户籍劳动力、农村已婚群体和农村未婚群体、农村家庭有孩子群体和没有孩子群体的非农劳动参与工资弹性。该研究旨在解释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在年龄结构上存在的差异，以及农村劳动力为何在正值壮年时期或在人力资本回报不断提高的时候却逐渐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另外，试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却持续上涨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关于农村户籍劳动力的二次跨区流动。该部分通过比较分析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和二次跨区流动决策，分析了农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特点和规律，并检验了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是不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该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农村户籍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征和规律，理解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行为和方式，进而更好的理解户籍制度对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 工资歧视与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力供给研究。首先根据Mincer方程和Heckman两步估计分别估计了不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群体的工资情况，并计算了不同时期内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工资弹性;其次，对比城市户籍劳动力和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差异，并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对不同时期内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劳动力工资差异进行分解;最后，根据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弹性和工资差异分解的结果来估算无歧视情况下潜在的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相对于实际劳动力供给的数量。该研究旨在分析农村户籍劳动供给与户籍歧视的的程度，并借此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情况，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劳动的供给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关于基于企业性质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与城镇户籍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该部分首先利用CHNS数据考察了农村户籍劳动力和城镇户籍劳动力在工资水平上和教育水平上存在的差异，其次，根据所有制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四种所有制企业，采用Mlogit模型估计了相关解释变量对劳动力进入四种类型企业的影响，并估计了不同时期内城镇户籍劳动力和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工资方程，比较分析了农村户籍变量在四种所有制企业内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后，采用Blinder-Oaxace分解对不同时期、不同所有制企业内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分解，以此来度量对农村户籍劳动力歧视的程度。另外，为了研究在国有企业中是否支付了相对于其他企业较高的工资，论文还分别估计了不同时期内国有企业变量对农村户籍劳动力和城市户籍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该研究的目的是度量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对农村户籍劳动力歧视的程度，找出歧视的来源，并以此分析企业经营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内容和目的，本文主要的观点有: (1)从理论上看，通过引入户籍变量，改变了农村家庭的生产约束，进而发现户籍对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产生了影响，且对于不同婚姻状况或孩子数量的家庭劳动力，户籍变量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婚姻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有显著影响，相比未婚劳动力群体，已婚劳动力群体的非农劳动参与率更低;对于已婚家庭而言，家庭孩子数量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决策，孩子数量越多，家庭父母的非农劳动参与决策率就越低;对已婚且有孩子的家庭而言，相对于未婚劳动力群体，已婚劳动力群体的保留工资更高，为了吸引该群体就业，必须要有更高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因此，由于户籍制度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成本，并使得农村劳动力群体中有相当比例群体退出了非农劳动供给的队伍，这会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和“民工荒”现象可以同时存在，但并非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枯竭。 (2)从实证检验来看，农村户籍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弹性为1.702，且随时间变化，该弹性是逐渐下降的;另外城镇户籍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弹性为2.141，该弹性随时间变化也是逐渐下降的，但均高于农村户籍劳动力相对应的参与弹性;另外，农村劳动力群体中已婚群体的非农劳动力参与弹性要低于未婚群体，家庭中有孩子的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弹性要低于家庭中无孩子的群体。由于农村户籍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弹性要远小于城镇户籍劳动力，且非农就业群体中已婚群体占据了主要部分，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对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是有限的。 (3)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比较频繁，64.0％的农民工有二次跨区流动经历;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与一次乡城流动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年龄偏大和人力资本拥有量偏低的农民工更容易进行二次跨区流动，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驱动农民工乡城流动与二次跨区流动的动力有差异;在考虑选择性偏差性的情况下，二次跨区流动能够帮助农民工提升19.2％的工资水平。 (4)通过对潜在劳动力供给的测算，可以发现如果消除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工资歧视，那么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实际劳动力供给会提高18.56％～39.7％之间，尽管该结果只是粗略的测算，但从数量来看，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户籍歧视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5)在国有企业中，不论是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还是经验回报率，城镇户籍劳动力均明显高于农村户籍劳动力，尽管在其他所有制类型中也有差别，但差距没有在国有企业中那么大。这就指出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歧视来源;从工资差距的分解情况来看，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确存在着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歧视，且城镇户籍劳动力与农村户籍劳动力工资差异中不可以解释的部分占总差异的比重在国有企业最高，在民营企业中最低;由于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歧视是以牺牲企业经营绩效为代价的，因此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歧视程度的差别是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经营绩效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6)国有企业支付给劳动力的工资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相比城镇户籍劳动力，农村户籍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得到的工资溢价比较低，且不同户籍劳动力在国有企业中工资溢价的差距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是逐渐增大的。 相比较该领域内的研究，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1)本文将户籍制度引入到传统的家庭劳动供给理论当中，从理论分析了户籍制度变量对于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途径和方式，在理论的角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农村户籍劳动力供给的特征和规律，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供给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2)本文分析了农村户籍劳动力二次跨区流动的特点和规律，分析了农民工的二次跨区流动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户籍制度下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方式提供了有益参考。 (3)结合了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歧视测量和农村户籍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弹性的估计估算了无歧视情况下农村户籍劳动力的相对供给数量，为认识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特征和形势提供了比较新的思路。 (4)本文进一步指出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村户籍劳动力歧视的来源，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该领域的认识，也有助于约束有歧视性雇主的行为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另外，由于雇主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歧视是需要以降低企业经营绩效为代价的，这也为理解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经营绩效存在差别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