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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同处于老工业基地社会，在相同的制度框架下，面临着相似的社区困境，为什么个别社区的特殊性会与 “通则”的判断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张力？如果说制度因素导致了老工业基地社会社区建设资源的普遍匮乏，那么，又是哪些因素支撑了个别社区的社区建设资源的充分获得？进一步的问题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换言之，典型社区的成功案例凸显了怎样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路径——它到底是市民社会自下而上推动的过程，还是国家至上而下主导的过程，抑或是一个独特的过程？本文认为，如果我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已有的结论，而是试图挖掘影响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社区建设的实际发展路径，就不得不在特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深入探讨社区建设的外部力量与内部新的动力之间互动的内在逻辑。本文运用访谈法与文献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YF社区建设资源的来源和获取方式的考察发现，YF社区一方面因为拥有“先在”的体制内身份和网络，在发展中占得部分先机，另一方面又迎合了当下政策导向，因而充当了有组织现代化过程中的典型社区。而与此同时，作为典型社区的YF社区在不断的实践中，也促动着有组织现代化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资源分配偏重权力，而非市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社区的资源获得是在国家有组织现代化(从偏重经济发展到关注社会建设)进程中，以体制内力量为主要依托实现的。这一过程体现了社区管理体制与传统资源再分配体制的紧密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同的制度框架下，社区建设资源并不是在社区间平均分配，而是有意识的向典型社区积聚。资源的输入与国家政权建设相链接：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单位制”变形或解体后遗留下来的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