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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通讯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解除了产品内不同工序间的“捆绑效应”，使得国际分工的形式逐渐转化为以先进国家企业主导的、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在不同国家间的分工。各国依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并获得相应的价值分配。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先进国家主导研发和营销、新兴工业国家从事先进生产制造、而发展中国家成为大规模生产制造基地，这样的一个产品内国际分工秩序。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使得先进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企业的订单并不是直接交给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而是通过FDI的形式在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从而产生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资代工现象。包括跨国公司子公司为母公司代工，和新兴工业国家企业在第三国为先进国家企业代工等。 这种以FDI形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代工资本，能够对东道国产生资本形成、技术溢出、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变迁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初推动力。于是，利用外商代工资本推动本国经济增长，也因此成为一种经济增长模式。 在中国，外商代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低效益、本土经济的发育不足，使得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的依赖于外商代工资本的流入。而中国以GDP增长为衡量标准的考核机制等，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加剧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使用。在中国，尤其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外商代工资本流入较多的地区如苏州，外资代工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事实上,不仅苏州地区，在广东东莞和深圳地区都不同程度的曾经或者正在使用这种增长模式。 外资代工模式在某些区域的广泛推行，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外资代工模式能否成为一个成功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很显然，任何国家都不能仅靠外资流入就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动力应在于出现一大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因此外资代工模式成功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推动，而是在于能否实现培养出具有持续升级能力的、能够足以取代外资代工企业的本土企业，或者说，外资代工模式能否培养出自身的“掘墓人”，最终实现外资代工模式的超越和外资代工模式的消亡。 本文意在探索外资代工模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及其超越这一模式所需要的条件与增长路径。本文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1)什么是外资代工模式，为什么出现外资代工模式。(2)外资代工模式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其作用机制是什么。(3)在长期内，外资代工模式能否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成功模式。如果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约束条件。(4)如何实现这些约束条件，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与原有旧体制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外资代工模式是新的一种通过吸引外商代工资本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经济、外资代工企业为增长主体、经济结构二元性，以及过渡性等特征。其产生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寻求超额利润和东道国政府的积极引进相结合的产物。而苏州外资代工模式的产生动因又有其特殊性，其中区位优势、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人员素质，以及地方政府的风险厌恶和企业家精神缺乏的地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苏州案例表明，外资代工模式确实是存在的，并大大促进了苏州的经济增长。 外资代工模式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推动作用是通过多种路径实现的，包括对外贸易、资本形成、技术溢出、结构变迁、资源配置等等。从苏州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代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基本成立，且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双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能够进一步吸引外商代工资本流入。但是外资代工通过各条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可能有所区别:外资代工企业通过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显著;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外资代工企业的技术扩散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外商代工资本对综合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均有较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比资本配置效率更强;从结构升级角度来看，外资代工企业的结构变动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明显。 即使外资代工模式在短期内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外商代工资本主要是为了利用当地资源、劳动力或是躲避环境污染管制，从而可能造成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从长期来看，东道国对外资代工资本的依赖，还会造成外资依赖性经济和面临产业空心化危机。因此，外资代工模式给予东道国经济的短期刺激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成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那么，如何使得外资代工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延续。拉美国家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外资代工带来的先进生产要素和各种溢出必须由本土企业的发展来承接和落实，因此从长期来看，外资代工模式能否成功的条件是，外资代工模式能否培养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从而超越外资代工模式本身。这就需要研究，本土企业如何实现向外资代工企业学习和配套，到共存和竞争，直至最后取代的过程。其中，本土企业如何实现与外资代工企业的配套和升级是这一过程的两个关键问题。 关于本土企业为外资代工企业配套的问题。首先，尽管外资代工企业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同时存在着促进和挤压效应，但即便如此，从苏州案例来看，外资代工企业仍然促进了本土配套企业总量上的提高，且在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与本土企业存在着相互依赖。从理论分析上来看，要提高本土企业对外资代工企业的配套率，就必须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及与外资代工企业的交易成本等等。但是本土企业的配套和边缘地位，往往导致外资代工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进行纵向压榨，从而损害本土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因此本土企业应通过增强配套行业的集中度、发展规模经济、增强不可替代性和产出灵活性等措施，以产生“对冲势力”来降低自身被压榨程度。 关于本土企业实现产业升级问题。从长期来看，即使本土企业通过发展为外资代工企业的配套而实现了增长，其基础也是十分脆弱的。由于资源优势转瞬即逝，追求最大利润的外资代工企业将很快迁移。因此本土企业应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与一般国际代工的升级路径不同，在外资代工模式下及其超越过程中，本土企业的升级路径包括:全面外资、OEA、OEM、ODM和OBM这五个阶段。而“雁群升级”和“蛙跳升级”是外资代工模式及其超越过程中，本土企业升级的两种重要模式。在“雁群升级”模式中，本土企业的升级强烈依赖于外资核心企业的技术转移和升级、以及本土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在“蛙跳升级”模式中，不同的实现路径所处的产业链驱动类型往往有很大差异，所需要的条件也不相同。但是外部先进技术的输入、本土企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以及升级的策略和技巧，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由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学习效应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内生结果。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产业升级。因此政府帮助企业升级的立足点应以促进本土企业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并非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本身。由于不同升级路径所需要的条件不同，因此在不同升级模式和路径下，政府帮助的侧重点和强度也应有所不同，并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总之，外资代工模式是一种短期能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不一定成功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该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并不在于该模式本身，而在于外资代工经济与本土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外资代工模式能否培养出具有持续升级能力的本土企业并实现自身的消亡。这就需要本土企业提高学习和创新能力，借助外资代工企业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并根据现实条件，选择产业升级的模式和路径。而地方政府则必须以本土企业的发展为目标，想方设法利用外资代工模式来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必要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并鼓励本土企业持续实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