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囚徒困境被创造以来，如何在囚徒困境中避免陷入相互背叛的窘境以及如何达成合作实现共赢一直被经济学、金融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所关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背叛是优势策略，故人们只要能理性地看待博弈情境最终都会选择背叛。然而随着研究的增多，囚徒困境乃至类似的其他冲突情境中的合作行为越来越多地在各种条件下被观测到，这一方面使得传统博弈理论的指导意义受到了质疑，另一方面还激起了学者对于合作原因的探究。
对于冲突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心理学家发现了许多影响合作的因素:如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名声的建立与维护，情境本身以及博弈参与者对于情境的认知方式，某些人格特质，信任，公平感等等。而对于单次囚徒困境下的合作行为，影响力最大的要算下面两种解释:(1)互利原则作为社会准则反映了一种不同社会个体/群体之间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互动关系，故那些遵守互利原则的个体在单次囚徒困境中也会表现出合作，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避免“辜负”他人好意的办法;(2)情境的不确定性会使博弈参与者形成一种非理性的思维，陷入这种思维的人会产生一种控制错觉，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够影响他人的行为，从而通过自己做出合作行为来引导对手也表现出合作的姿态。然而，二者分别在什么条件下促使了合作行为，二者是否能够同时对合作产生影响，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主导以及是否存在交互效应，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
通过回顾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互利原则对于合作的促进作用也许并没有那么直接有效，因为遵守互利原则只保证了自己的合作意愿，却无法预测对方是否有同样的意愿。另一方面，尽管有学者设计出巧妙的实验范式使得控制错觉在逻辑上得到了支持，但因其无法被直接测量，故其解释力并未得到合理的量化。此外，我们还认为风险偏向在理论上存在两条可能的途径使其对个体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综上，本系列研究分别从态度和行为两个层面对单次囚徒困境下的合作进行了探讨，将风险偏向作为第三种可能的解释对原有框架进行整合，并探索三个因素对于合作的主效应以及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研究一采用了经典的寡头市场价格博弈作为背景，考查实验参与者在此情景中的决策反应。由于情境是模拟的，决策结果与报酬也无直接关联，故认为该研究考查的对象为合作的态度层面。研究二创建了一个真实的囚徒困境，多名实验参与者同时进行，决策反应后通过随机匹配成为对手。由于博弈情境由真实对手参与，且参与者被提前告知其决策反应将与对手配对后直接与实验报酬挂钩，故认为本研究考查的对象为合作的行为层面。两项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
(1)互利原则、控制感、风险偏好均不能单独作为单次囚徒困境中合作的原因。
(2)互利原则在控制感及风险偏好与合作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3)对于互利者，愿意承担更高风险的人更容易表现出合作;对于非互利者，控制感越高的人越容易表现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