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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政府管制，广泛地存在于非垄断行业，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转轨时期计划经济的惯性、国有经济的广泛分布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尤其是促进集中的产业组织政策)，都是我国非垄断行业管制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很多情况下，管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由于企业的异质，企业之间的成本增加幅度不同，这意味着管制效果的不对称。论文从企业角度考察我国非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试图揭示政府管制政策的工具属性，即管制有利于行业中的大企业。
论文通过构建模型并结合现实案例分析管制如何有利于大企业。模型假定，行业内存在两种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应对政府管制带来的成本增加时，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更具有优势，即大企业的成本增加幅度小于小企业。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发现，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管制带来的成本增加经常有利于大企业。这种情况下，政府管制导致产出从小企业向大企业转移，进而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另外，我国政府的管制意图及大企业的能动行为也能增强管制的这种效应。在结合现实的案例分析中，本论文选择了房地产行业和维生素业作为代表。结合产业特征和具体的管制措施，论文从管制的角度解读了近年来这两个行业的诸多变化，并阐述了现实中政府管制有利于大企业的具体机理。
本论文的基本结论是，我国非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有意或无意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由于大企业的成本上升的幅度小于小企业，政府管制主动或被动地实现了行业内大企业“增加竞争对手成本”的战略。管制有利于大企业，并促进了产业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