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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朝林在《中国城市地理》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城市体系是由一系列城市组成的城市有机系统,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初步形成于西周时期,渐形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秦始皇统一全国推行郡县制之后,我国古代比较成熟的城市体系才基本形成。由此可见,在遥远的先秦时期我国便已经开始出现城市体系的雏形,并逐渐走向成熟。城市体系是现代城乡规划理论的概念,其所谓的“城市”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以现代城市体系的内涵去研究先秦时期的城市体系显然不符合实际,这就需要重新界定先秦时期的“城市”与“城市体系”的内涵。先秦时期的城市规模较小,性质简单,在结合各家关于早期“城市”学说的基础上,本次研究所界定的“城市”具有三重含义:第一,城市起源时期的“城堡式聚落”;第二,作为政治统治的正式的“城”;第三,兼具政治与经济双重职能的正式的“城市”。而城市体系重点反映的是一定地区内城市之间的结构关系和空间形态,在历史纵深上,城市体系的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综合写照。结合现代城市体系的内涵与先秦时期的历史背景,本次研究界定的“城市体系”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等级结构序列、时空地域结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包括中心等级结构体系、地域空间结构体系、城市网络系统组织三个方面。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城市文明发达。本文以山东为研究范围,利用古籍文献与考古资料收集先秦时期山东范围内的城市,在梳理城市的政治属性、军事属性、宗法血缘属性以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探究先秦时期山东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梳理先秦各个历史时期城市体系的中心等级结构体系、地域空间结构体系以及城市体系网络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先秦时期山东的城市体系萌芽于龙山文化至夏商时期,形成于西周时期,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与成熟,基本符合顾朝林先生在《中国城市地理》一书中关于中国城市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论断。但先秦时期山东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其类型从龙山文化至夏商时期的网络型城市体系转向西周时期多核型城市体系,再转向春秋战国时期单中心金字塔型城市体系。并呈现分散到统一、混乱到有序、隔离到紧密、多中心到单中心的总体特征。整个先秦时期山东的城市体系始终呈现以泰沂山脉为中心,西侧与南侧集中、东侧与北侧分散的空间形态,随着历史的演进,东侧与北侧呈现集中趋势。这种现象是在地理环境、政权与军权、文化环境以及交通与贸易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城市体系的混沌时期——龙山文化至夏商时期,地理环境是城市体系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城市体系的形成时期——西周时期,政权与军权是城市体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地理环境降为一个经常的、必要的影响因素。在城市体系的发展时期,第一个阶段春秋前期,政权与军权是城市体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而到了第二个阶段春秋后期,政权与军权开始分离,对城市体系演变的作用军权开始超过政权;至战国时期,郡(都)的设立使得军权超过政权而成为城市体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而文化环境、交通与贸易虽然不是先秦时期山东城市体系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对城市体系的形成、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整个山东地区城市发展的时间序列特征:先是鲁西南地区由于良好的地理区位使得这一地区的城市率先发展起来;再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影响导致鲁北地区城市的繁荣;最后由于交通与贸易的发展使得胶东地区城市的兴起。最后,根据先秦各个历史时期内山东城市的地域空间分布变化,发现先秦时期山东城市的地域空间分布始终有亘古不变的规律:第一,以泰沂山脉为中心的城市分布格局始终没有改变;第二,从夏时期开始的中原文化与中央政权入侵,首先是占领泰沂山脉周围,并向泰沂山脉内部逐渐扩展,逐步将东夷文化与东夷政权排挤到泰沂山脉外围至消灭。由此提出对构建当代山东城市体系的策略与意见。当代山东城市体系的构建应与历史脉络对接,以泰沂山脉为中心,围绕泰沂山脉发展形成向心凝聚力,在区域中围绕泰沂山脉打造联合都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