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整治之模式识别、潜力测算与布局优化研究——以浙江省吴兴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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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城镇化,按照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但是,长期以来,农村的建设、管理和发展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导致了城乡格局的失衡。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用地效率低下,基础设施配套较难,给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治和新农村建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地方涌现了大量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实践,表现出强烈的实践需求,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第一,土地整治的模式分类繁多,分类的核心维度和整治的本质把握不够,不利于土地整治实践的分类指引和理论的分类研究;第二,目前,整治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进行归纳,缺乏将归纳的模式在空间上识别运用,不利于整治模式因地制宜地选择;第三,潜力测算没有考虑到整治模式的影响,与实践有所脱节;第四,过分追求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急于释放农村居民点的潜力,对潜力释放过程中和释放后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关注不够,缺乏基于不同模式的优化方法,难以克服增减挂钩中拆旧区和建新区选址比较随意的问题,也不利于农村居民点的“图数一致”和“选址落地”。  基于以上现实问题,本文以模式分类和模式识别为研究的切入点,研究在限定的空间和数量条件下,如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进行选择和布局优化。围绕“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分类——模式的空间识别——不同模式的潜力测算——不同模式的布局优化”这条逻辑主线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具体开展了以下内容的研究:  (1)划分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及构建基于模式识别的居民点潜力测算与布局优化之分析框架:分类型和分层次优化。通过相关理论的分析和模式分类现状的评述,基于原村的拆除保留和发展方向2个核心维度,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进行分类,为全文奠定了逻辑起点。同时,以潜力释放为桥梁,构建了县域农村居民点双层优化框架,将其他三个内容——模式识别、潜力测算和布局优化嵌定在整个逻辑框架之中,保证了论文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2)以模式分类为基础,识别不同农村居民点应选择的整治模式。从农村居民点自身分布、区位、经济水平、人口数量等方面选取指标,利用农村居民点模式识别(评价)体系和“四步识别”方法,对不同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进行空间识别和匹配选择。  (3)基于不同整治模式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潜力是农村居民点模式识别和微观布局优化的桥梁,不同的整治模式应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潜力测算。分析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对潜力测算的关键制约因素,择取不同之方法和参数,构建“模式潜力”测算模型,使潜力测算与实际相符。  (4)在不同整治模式下,对潜力释放完毕后的农村居民点进行布局优化。大量的研究注重居民点的优化来实现整治潜力,鲜有文献关注潜力释放后居民点的优化。本文选取自然因素、区位因素与土地利用现状三方面条件指标,从微观尺度,构建“栅格适宜度”模型,将不同模式下形成农村居民点用地匹配给适宜度高的栅格单元,促进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更加优化。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基于原村的拆除保留和发展方向2个核心维度,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进行3个一级分类:保留、建设、拆迁;7个二级分类:城镇区建设型,迁入城镇区型,中心村建设型,迁入中心村型,空散村整合型,基层村暂留型,特色村保留型,能基本涵盖农村居民点的整治类型。  (2)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用“四步识别法”对吴兴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进行识别。结果表明:特色村保留型4个,基层村暂留型26个,城镇区建设型43个,中心村建设型31个,搬入城镇型35个,搬入中心村型38个,空散村整合型33个。研究表明:模式识别是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一种有效方法,模式识别和微观布局优化,处于不同的层次和优化方法,各自发挥着相应的功能。利用“四步识别法”对吴兴区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进行识别,方法和技术可行,可操作性强。  (3)不同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潜力,其测算的依据和方法各异,“模式潜力”模型能够分类测算各种整治模式的潜力,是整治潜力测算的新方法,对土地整治规划的编制和农村居民点整治项目的开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实证上,测算了吴兴区空散村整合型居民点之潜力是111.76hm2,搬入城镇型与搬入中心村型分别是1014.75 hm2、847.91 hm2,城镇区建设型、中心村建设型居民点整治潜力分别是-37.09 hm2、-424.18hm2,基层村暂留型与特色村保留型居民点潜力是0。  (4)以现状为基础,以不同模式下形成的“潜力释放后剩余”为数量约束,将栅格作为评价单元,把不同模式的数量配置给适宜度高的栅格单元,丰富了优化的微观尺度。实证上,以30M×30M为栅格,将吴兴区210行政村划分为94.8万个单元进行优化配置。研究表明,“栅格适宜度”模型能有效评价农村居民点现状的适宜度,栅格优化配置是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微观尺度,该种方法可行性较强。经优化后的居民点主要布局在区位好、通达度高的北部,且居民点集聚水平明显增加。  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  (1)拓展了土地整治的研究视角。将模式识别运用到农村居民点整治领域,并在数量约束条件下进行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本文选择模式分类和模式识别为研究的切入点,研究在给定的空间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约束条件下,如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进行选择和布局优化,将分模式贯穿全文,分模式识别、分模式测算潜力、分模式布局优化。这是一个研究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新角度。  (2)初步探索了农村居民点整治体系。从模式分类到模式识别,再到潜力测算,最后,进行布局优化这一整治体系。  (3)在技术方法上,创新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和布局优化的新方法。同时,在具体的方法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用“四步识别法”进行模式的识别和选择;构建了“模式潜力”测算模型,进行不同整治模式的潜力分类测算;构建了“栅格适宜度”评价和优化模型,将有限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匹配给适宜度高的栅格单元。丰富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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