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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荆州水灾,使得荆州府城全行被淹,影响巨大。以舒常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可能因为急于逃脱干系之故,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向朝廷奏报时有意无意降低灾害的严重程度,二是着力把灾害描绘成一场纯粹的天灾。而乾隆皇帝因为活埋、冒赈、匣费三案早已对湖北官场深为不满,又因台湾林爽文起事而对吏治腐败的灾难性后果深为警惕,所以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湖北官员的不信任。首先是指责舒常可能隐瞒了受灾人数,其次是派出亲信阿桂前往调查,并且对阿桂的定窖金洲为罪魁祸首的意见毫不怀疑,甚至用莫须有之辞否定萧氏一族拥有窖金洲土地的合法性,这样,荆州水灾就变成了地方官员和个别贪图私利的士绅家庭共同酿成的人祸。整顿湖北吏治也就随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势在必行,天灾的善后,就此演变成一场席卷在任和往任相关官员的政治事件,从乾隆五十三年起上溯十年,上至总督、下至知县,无不牵连其中。通过对该区域具体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变迁的考察,结合事过境迁之后的官员阮元、陶澍的分析,可以看出认定窖金洲为罪魁祸首过于草率和简单,但从水灾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与博弈过程中去看，这一认定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可理解为深思熟虑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