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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和电影市场建设的考虑，“农村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类别在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农村电影研究在产业发展和艺术创新两个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隐藏在这一习惯用语背后的长久的意识形态歧见和浓厚的政治功能色彩。通过对农村电影的概念谱系的考察可以发现，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的话语机制在将“农村电影”他者化的同时也否认了其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而“农村电影”作为一个概念被发明被使用的历史则表明，基于目标观众和传播效果的预期，在某种意义上，“农村电影”就是始终未能摆脱“教育农民，服务农民”这一工具价值取向的“给农民看的电影”。这种隐在的倾向反过来也影响到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电影艺术的创新。本文则取消了农村电影与其它电影的分类界限，而以文革结束之后到新世纪初的当代中国电影整体作为预选范围，基于电影作为媒介文化产品的特质，吸收批判社会理论的相关资源，以中国当代电影对乡村空间的想像和对农民身份的建构为核心议题，通过对影片的症候式阅读和语境化分析来尝试着完成一项电影文化研究的任务。
文革结束之后，如何书写官方定义中的“十年浩劫”，用线性的进步的时间观念修复一个民族沉痛的创伤记忆，成为“新时期”的“新电影”首先要承担的社会功用负荷。关于乡村和农民的文革电影的叙述，采用了简单的结构形式，渲染了鲜明的感情色彩，也吸纳了很多诸如清官奸臣之类的民间话语资源来支撑起主导意识形态的架构。这些电影借用善恶对垒的叙事模式而完成了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使命，根据现实政治的需求，通过对事件的选择和编辑来而重新结构了历史。这些影片既是叙述历史的文本，也是消解历史的文本；既是模拟记忆的文本，也是淹没记忆的文本。以时间为顺序，文革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去集体化”时代的到来。198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推行的农村经济改革不仅只带来了经济领域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也促发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心理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权力格局的变化。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后的许多电影都对于此有复杂的表述。一些影片致力于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上重新塑造政治权威，并为权力的组织网络赋予强烈的道德意味。另外一些在1990年代出现的影片则以权威衰落的故事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复杂的表征。
以改革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成为主流。电影的叙述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表述为科学和技术神话必然带来的结果。而农村在通往这一“可欲”目标的道路上又必然会遭遇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各种讲述法律故事的电影充当了表征这一冲突的绝佳例证。而各种关于乡村教育的电影则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来为农民描述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切实之路。现代化的社会规划在1990年代后期似乎突然显示出了它的负面效应。讲述乡村与农民故事的电影不约而同地将主题转向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与瓦解，试图通过对传统社区的重新想像而再造乡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些电影，则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来对乡村生活的僵死、破败与压抑的状况进行思考，并对基层社会的腐朽与溃烂做出批判。
在现代化的社会规划之中，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流徙是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相联系的命题。在影像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夹缝之间，讲述城乡叙事的电影正表征着中国现代化图景最复杂也最生动的一面。由来已久的“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城乡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展演出乡村个体与城市空间的冲突，而市民知识分子的想像则提供了前后相继而又互相矛盾的两种乡村印象----在启蒙现代性的话语中，乡村成为蒙昧的荒野；在审美现代性的话语中，乡村成为温暖的家园。而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拟用何种视角，绝大多数“以农民为故事”或者“给农民讲故事”的电影都以各自的叙述复制了现存的社会结构，按照主导意识形态的要求提供了生产乡村空间观念模型和塑造农民身份认同的诸种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