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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的普通民众大规模占领了基辅的独立广场(Maidan Nezalezhnosti),抗议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因为他拒绝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这引发了民众骚乱和示威浪潮。就在协议遭到拒绝之时,恰逢乌克兰政府决定接受俄罗斯的贷款,从而疏远欧盟。加之乌克兰内部腐败猖獗,政府未能处理好地缘政治平衡,滥用自由和人权,以及生活水平下降等因素,这场针对亚努科维奇政权反欧盟立场的抗议活动升级。执法部门对抗议者的残暴行为导致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名为广场革命的示威活动中来;甚至导致抗议者采取暴力行动。自2014年初以来,抗议活动的目标已经从反对政府拒签联系国协定,转变为呼吁亚努科维奇辞职、整个政府下台,以示乌克兰社会对当局的不信任。抗议者还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从反对当局的被动示威游行转变为占领全国各地的官方建筑。在乌克兰西部和东部地区,多个地方政府大楼都被抗议者占领。然而,由于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当局未能阻止这些行动,抗议者成功地占领西部地区而不是东部地区的官方建筑。抗议活动的突然增加,以及抗议者为夺取某些重要场所的控制权而作出的坚决努力,极大地改变了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然而,这一进程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反对派成为乌克兰议会的主导团体之后。反对派挺进最高拉达(乌克兰议会)的举动加强了抗议者的政治力量,大大提高了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合法性。这引发反对派与亚努科维奇政权的新对抗,防暴警察直接对准议会和反对派支持者。很快,随着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就恢复2004年宪法达成妥协,以及弹劾程序启动后的总统出逃,抗议活动暂时告一段落。随着亚努科维奇下台,“广场革命”似乎达成了反对者的目的。然而,很快就会发现,基辅政府更迭的影响显然超出了国家政治的界限。2012年语言法的废除,引发了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东部地区与独立广场政府之间基于种族划分的冲突,该法曾赋予民众在地区一级同时使用俄语与乌克兰语的宪法权利。但政府极端亲欧政策和反俄言论已经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该地区经济是以俄罗斯市场为主的出口导向性经济,且规模较大。广场革命之后不久,顿巴斯地区(东部和南部俄语人口地区的通称)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冲突升级为武装冲突。对峙的结果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分离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反对基辅,并呼吁自治。此外,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极大地影响了乌克兰的政治进程,使得“广场革命”从民众抗议演变为内战和国家间冲突。乌克兰现实的这些变化导致人们对“广场革命”的忽视和对其起源的误解。乌克兰政治发展掩盖了人们联合起来抗议政府的真正原因。首先,政府与乌克兰分离地区之间的武装冲突升级,主导了政治变革议程,这被视为是一场纯粹的地缘政治游戏。另一方面,“广场革命”成为乌克兰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所作的一种努力,忽视了这种自发的全国性集体行动的起源。在抗议期间和抗议结束后的运作机制在麦丹革命的走向及结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些抗议活动的表面原因无法解释问题的根源。相反,人们认为“广场革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自发性事件,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不是决定乌克兰社会发展道路的内生因素。本文反对对乌克兰抗议活动的地缘政治解释和将事件还原为仅仅是关于乌克兰与欧盟联盟协定的说法,认为抗议活动是乌克兰社会以特定路径长期发展的结果。与其把广场革命看作是亚努科维奇政权期间政治进程的短期结果,不如把重点放在乌克兰过渡期(自2000年以来)的长期发展上。此外,经研究发现,这一事件的起源不太受动员机制和政治机会的影响,而更多地受人民积累的不满情绪的影响。广场革命不同于橙色革命,它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社会群体和人口类别的民众自发参与的结果。橙色革命期间主导政治进程的政治组织成为次要因素,民众的不满情绪在支持抗议活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情绪来源于人们的价值能力和对生活水平的期望所造成的挫折感。本论文试图从“不满情绪”的视角对广场革命进行研究。为此,文章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试图说明这一社会冲突是各种因素长期发展的结果。本论文主要回顾了两种理论研究方法。第一种是相对剥夺理论,以便研究乌克兰人的不满情绪。基于这种理论,文章指出,正是人们的价值能力和期望值的差异所引起的社会不满,使得人们对“广场抗议”的起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二种是机会结构方法,主要考察了政治机会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认为,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具备威权主义和民主混合政治因素的国家。这一论点与政治机会与冲突之间存在曲线关系的概念不谋而合。在上述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个实证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下:鉴于最近历史上发生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究竟哪种相对剥夺模式导致了2013-2014年间乌克兰社会冲突?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经济上相对剥夺感对乌克兰人民参与2013-2014年的反政府活动有何影响?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研究提出两个明确的实证论点,主要基于以下假设。首先,作为发生在乌克兰的特定社会冲突,体现出相对剥夺的渐进模式。第二个假设认为,社会经济上相对剥夺感对乌克兰公民参加广场抗议活动的意愿有重大影响。此外,本文还包括其他三个论点,其中两个论点是概念性的。第一个论点涉及到相对剥夺理论与冲突分析的相关性,第二个论点关于相对剥夺而非绝对剥夺对社会冲突概率的影响,第三个论点是,尽管亚努科维奇试图建立一个独裁国家,但乌克兰仍然是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这影响了人民表达不满的形式。基于宏观数据模型和微观数据模型,本文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以便严谨地探讨抗议活动的起源,相对剥夺理论,以及知觉对冲突概率的影响。在宏观数据模型方面,本论文采用了趋势分析方法,以考察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机会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该模型从世界银行、CEIC数据库、贸易经济数据库和经济情报单位等多个数据库中获取数据。微观数据模型通过使用线性回归的统计模型,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机会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该模型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数据,在个人层面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研究剥夺感对冲突概率的影响。在相对剥夺理论框架下,本论文对“广场革命”进行了13年的宏观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欧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相比,乌克兰有着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作为自变量的社会经济状况,其发展趋势表明了一种渐进式的相对剥夺模式。与中欧国家不同,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经历了一场长期的、毁灭性的经济衰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才扭转了这一趋势。政治权力的巩固,以及把持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寡头集团之间的共识,使得当局能够专注于经济增长。库奇马总统领导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集中于如钢铁、机械等重工业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90年代灾难性衰退的社会经济状况。这种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这种改善非常明显,不仅体现在总体经济指标方面,而且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在整个经济增长期间,就业机会和人民收入都呈上升趋势。随着社会经济价值能力的好转,人们的期望值也在不断增加。在橙色政府的上半任期内,这种价值能力的发展趋势还在上升。然而,尤先科政府时期的经济金融化,以及获得廉价外国贷款的便利,使得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面前变得非常脆弱。不过,外国贷款和投资可以带动乌克兰的消费市场,从而进一步改善该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乌克兰社会经济状况的向好趋势在2008-2009年间发生逆转。主要金融市场的崩溃立即切断了乌克兰银行获得廉价外国贷款的来源。此外,钢铁等重工业原料价格的下跌影响了该国的出口收入。经济的整体下滑恶化了民众脆弱的社会经济状况。自全球危机时期以来,各项指标都显示出衰退趋势,反映出类似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实际价值能力有所下降,但人们的价值预期在后危机时期还在继续增长。经济衰退成为政府的难题,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总统大选中当选,他承诺会立即实现乌克兰的经济增长并加入欧盟,这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他们能够实现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期望。然而,乌克兰人的实际价值能力并没有像前十年那样增加,而是继续呈下降趋势发展。除了在亚努科维奇政府时期,导致民众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结构性问题之外,财富集中、腐败猖獗,以及所谓家族精英阶层滥用权力等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局势,扩大了人们的实际价值能力和期望之间的差距。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是社会性比较的一种特定类型,主要关注社会本身。除此之外,乌克兰人还有另一个影响他们价值预期的参照物。自橙色革命胜利以来,乌克兰改善了与欧盟的关系,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目标是长期融入欧盟。那些与乌克兰关系密切的邻国加入欧盟,影响了人们对欧盟的看法。与欧盟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意味着繁荣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是当时乌克兰人民无法实现的。这种社会间的比较对乌克兰人的期望值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认为,一旦乌克兰融入欧盟,这些期望就可以达成。与关注社会内部的社会比较类型相结合,融入欧盟成为乌克兰公民的剥夺感产生的重要因素。不管这些社会比较的类型如何,对于那些继续认为自己的期望和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人来说,两者都意味着高生活水平和繁荣。这种差距极大助长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并且在政府拒绝签署联系国协定时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从而成为这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此外,宏观数据模型给出了政治机会与社会冲突之间关系的结果。根据民主指数数据的分析,尽管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曾试图在乌克兰建立威权主义,但乌克兰仍然是一个带有威权和民主成分的混合政权。对乌克兰政治机会趋势的研究,证明了政治机会与冲突之间存在曲线关系的论点。换句话说,乌克兰作为一个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威权国家,它未能镇压反对派,而且缺乏运作良好的民主体制,来确保民众可以对政府施加影响或实现民众的理想变革。波兰和俄罗斯,与乌克兰有着相同政治和经济结构背景。与这两个国家相比,乌克兰既不是专制国家,也不是完全民主国家。因此,与这些国家不同,乌克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本论文还运用微观数据模型对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剥夺感对冲突概率的影响。根据微观数据分析的结果,乌克兰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相对剥夺感与他们参加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也显示了相同结果。换句话说,乌克兰人在社会经济方面越能感到一种相对剥夺感,就越愿意参与到有关消除挫败感的集体行动中来。除此之外,该模型还证实,动员和机会结构在冲突中占主导作用的论点不准确。因此,导致民众自愿参与到乌克兰“广场革命”的是这种不满情绪。此外,该模型还表明,只有同时研究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学说,而不是仅仅片面的分析,才能更好理解相对剥夺学说。总的来说,本论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作为广场革命的起源的社会经济条件发挥了重要影响,这种革命是在一种渐进的相对剥夺模式中发展起来的。此外,研究结果与艾辛格的政治机会与冲突之间曲线关系的理论相吻合,该理论表明,乌克兰是一个有着混合政治体系的国家,与其独裁或民主的邻国相比,更容易发生冲突。在概念层面上,本论文有助于阐明有关相对剥夺的理解误区,他们主要关注绝对剥夺,而忽略了感知层面的剥夺,这是动员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被剥夺权利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那么他们就不会想要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乌克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社会内部和社会间这两种不同社会比较类型所带来的感知效应。此外,本论文通过研究乌克兰麦丹革命,试图强调相对剥夺对于冲突分析的作用。本论文的结构由以下部分组成。第一章从研究背景入手,引出与理论相关的问题以及文献中精选的案例研究。然后进一步指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介绍了案例研究(乌克兰广场抗议活动)的相关信息。这部分主要讨论与所选择的案例研究有关的实际问题,着重强调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对冲突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误区。因此,这部分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并且否定了目前主要基于冲突进程的几种解释。接着,本章提出了研究问题的假设和论证,为进一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指导。接下来的部分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阐述了本研究的意义。在方法论方面,笔者建立了基于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模型的研究设计,在绝对剥夺层面和相对剥夺层面上,探讨了相对剥夺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宏观数据模型通过考察13年来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机会的趋势,研究相对剥夺与广场抗议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微观数据由两部分组成,用于研究在相对剥夺概念框架下,机会结构对社会冲突概率的影响。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包括相对剥夺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的文献分析,以及对于冲突和相对剥夺的实证研究。在第二章中,笔者构建了研究框架,用于研究社会经济方面的相对剥夺如何影响广场抗议活动,探究了乌克兰发生相对剥夺的模式,并分析了13年来促成乌克兰公民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的社会因素。第三章回顾了苏联解体以来,处于过渡时期的乌克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同时,本章将社会比较作为评价人们价值预期的一个因素。本章确立了两种社会比较类型——社会内部和社会间的社会比较类型,这两种类型在增大乌克兰人的期望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笔者将社会经济方面的相对剥夺感视为决定性因素,但是它在这一时期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引起了民众难以忍受的挫折感,促使人们采取集体行动。本章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乌克兰政府是社会不满的明显来源。一是乌克兰在保障某一特定阶层的社会经济价值观方面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二是政府在融入欧盟的进程中处于垄断地位。本章最后分析了这一时期,作为机会结构因素的乌克兰镇压力量,并论证了乌克兰的政治机会与冲突之间的曲线关系。在下一章中,研究包括基于宏观和微观数据模型的数据实证分析。在第一节,笔者展示了宏观数据,基于各种数据库的数据,分析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且基于相对剥夺模型的渐进模式,研究了期望值的变化。本论文讨论了十三年来,基于民主指数的机会结构事实。随后,笔者根据两个微观数据模型的统计分析,论证了社会经济方面的相对剥夺与社会冲突之间关系,这两个微观数据模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论文的最后部分,笔者给出研究的结论,并对研究结果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论文的其余部分包括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