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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是1980年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学界一直将之放在“西方/中国”的框架中来阐释、批评和研究。在此过程中，“西方现代派”是以自然的规范性范畴出现的，中国“现代派”则是这一范畴的中国镜像。由此展开的辩驳从来都不只是单一的比较，而是以“西方现代派”为文学标准划分阶段、标定特征、排出优劣的过程。当标准不能被动摇时，轻谈“不足”或“超越”根本就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 本文尝试超越这一框架，把1978-1985年间的“现代派”译介和讨论历史化，从两个路向——“西方现代派”和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探讨“现代派”问题在文革后的中国文坛得以生成的原因和具体构造过程。在前一个路向上，将1980年代的“西方现代派”知识问题化，在1950-1970和1980年代之间的关系中理解两个时期“现代派”问题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文革后在译介领域的塑形过程。至于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也应看作是和“现实主义”文学体制抗辩中的一种文学体制规划。这一规划以否定的形式建构出内在的同一性，以“人”的“内心”和欲望的解放为“内容”，通过将“现实主义”诸种叙事范畴本质化，发展出一套“反（非）现实主义”的“形式”或“技巧”。之后虽然对“人”的认识有所变更，但并未逃出最初规划时的思维方式，1985年出现的对“真正的现代派”的批评和阐释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现代派”文学体制展开后的不同面向。另外，本文将译介中的“西方现代派”和文坛上对中国“现代派”文学体制的规划分开讨论，是考虑到二者是在同一语境生成的具有微妙关系的两个文学史概念。它们在19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既相互借用又彼此塑造。 论文绪论部分对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派”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大致梳理，提出重新讨论“现代派”问题的意义和方法。第一章对“现代派”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存在样态进行想像性重构。对茅盾的《夜读偶记》和1960年代前期内部发行的“内部读物”进行深入解读，分析“当代文学”吸纳“现代派”的策略以及对1980年代“现代派”的深远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紧张是造成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派”的这些组合及其相关范畴得以归并生成的重要原因。本章还通过对1960年代“内部读物”特别是一般不为学界注意的文学期刊的分析，提出了“苏东化”的“西方现代派”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认为1960年代“内部读物”中出现的“西方现代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远远大于“黄皮书”和“地下文学”的关系。它为1980年代“西方现代派”提供了核心作家、经典文本、译介人才。更重要的是，对“苏东化”的“西方现代派”的译介和批判极大地影响了很多参与者对“西方现代派”的认知和想象，特别是缠绕在这些文本里的话题、概念、提问方式等等，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突然“开放”后在资料匮乏和不知所措中的最初选择。至于这样一个现代派，在何种历史情势下进入“新时期”，是第二章要着力探讨的内容。本章首先简要分析了“西方”形象在文革后中国的转变，然后以袁可嘉和柳鸣九的译介实践为例，分析了“西方现代派”在译介中的形塑过程。特别探讨了他们在1960年代的译介活动、1980年代的译介策略和对文学新的理解。这些译介工作并未超越1950-1970年代使用的现代派/现实主义、中国/西方等对立模式，特别是1950-1970年代因政治环境出现的“西方现代派”的诸种范畴在1980年代环境中并没有认真展开和深入商讨。 本文第三章通过对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的分析，为第四、五两章对“现代派”文学体制的建构过程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参照，由此探查文革后批评话语突变，以此评估“现代派”对文学进行重组的代价。具体方式是通过对《今天》出现的契机、对文学的定位、译介的视野和相关文学作品的分析。《今天》试图在文革后用自己的方式担负起心灵与文学的“灾后重建”工作，在批判政治对文学戕害的同时，重新释放出文学的美学能量。最后，本章提出要关注《今天》停刊后“今天文学研究会”的“消散”，要回到《今天》“消散”的文学语境，看究竟是什么有着如此神秘的力量。 第四、五两章将文学体制分为生产体制和观念体制两种，主要研究“现代派”文学观念体制诞生的过程。分别以“朦胧诗”论争和“四个小风筝”等文学现象为解读对象，将中国“现代派”的规划——主要是“新诗潮”和“现代小说”——生成、面向和知识化的过程，看成是有待开拓空间的文学体制规划。和作为文学体制的“现实主义”一样，“现代派”不应仅仅被视为一些经典文本、经典作家、种种范畴（思想或手法等等）或一段历史组合而成，而是“新时期文学”把想像中的“西方现代派”作为自我批判时的参照，进而推演发明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结构性机制。到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弱化的1985年，围绕“现代派”的争议逐渐降温。第六章讨论“现代派”文学体制在1985年作用于批评实践时的情况。通过对小说《无主题变奏》和作为文本化的历史事件“潘晓讨论”比照研究，提出“人道主义”对“自我”单一乐观的想象与“社会”对面遭逢时已经面临危机——当文学作品中那个善恶分明故事的“自我”走向“社会”时，却发现“现代”并不是那样清晰简单。徐星虽然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强化了主体意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但1985年的“现代派”文学批评并未注意到这一问题，在“概述”式译介、“绕过”式阅读、对“西方”的乐观想象、对进化的急切向往等等的共同作用下，把“社会”和“人”对立起来的同时把“自我”美学化道德化，原初那个浪漫的“人”很快变成了一个“荒诞”的“人”。只是由于其与“社会”的隔断，“人”的问题只好到抽象的“存在”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