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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前提，也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更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与中国分别出台了限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相关文件，从法律上限制了上市公司过度发放高管薪酬的行为，但是相关的法令却仅仅局限在金融业，具有一定的局部性与片面性。媒体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在监管体系中占据着中间的、客观与独立的位置，在不断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随着媒体自由度与金融透明度的提高，媒体的监督也得到加强，例如“银广厦”、“亿安科技”、“双汇发展”、“胜景山河”等上市公司的丑闻均是在媒体的跟踪报导中被揭发。那么媒体披露上市公司的坏消息，是否能真正对上市公司起到警示的作用，对上市公司‘做坏事’起到抑制作用？最终是否能促进上市公司完善其公司治理？ 本文围绕上述问题，以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出发点，运用规范分析方法与实证分析方法，对媒体披露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媒体披露以及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两大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综述，分析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空白，接着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出发，对我国的媒体披露以及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具体来讲，本文以2005-2009年的七大金融报纸作为媒体披露的信息来源，通过手工收集、逐条筛选的方法最终提取了五年来所有有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报导与消息，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从整体分析我国目前的最新情况。接着通过理论分析构建的模型，对媒体披露的坏消息如何作用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媒体披露上市公司关于高管薪酬的负面消息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媒体披露坏消息对上市公司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影响更显著;同时行业的细分中，垄断行业的影响比非垄断行业更显著，而在大小公司的细分中，这一影响却不显著，同时影响结果也不具有稳定性。 随着我国媒体自由度的慢慢提高，媒体披露其具有的监管作用在我国慢慢地成熟起来，媒体对上市公司情况的报导，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上市公司的透明度。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与思考，认为媒体披露的坏消息在引导上市公司改善与提高其公司治理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媒体的作用与可发挥的空间仍受到了许多限制。加强上市公司的监管不应仅仅局限在法律与部门监管的层面，推动我国新闻媒体行业的自由发展，对上市公司进行多元化的监督与管理，将能更有效地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综合公司治理水平，并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加大力度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产权制度明晰化，并且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发挥媒体在我国各个领域中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