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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标准化建设总体上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社会治理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制约因素。我国标准问题主要表现在标准缺失、滞后老化、交叉矛盾、质量技术水平不高、国际标准话语权不强等方面。形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标准化体制的计划经济色彩较浓,改革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标准体系上,由政府主导供给的单一标准体系,既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难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制约了标准的有效供给和实施；在标准化管理体制上,多头管理直接导致标准的条块分割和“碎片化”,影响了标准化的整体效能。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应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同步推进标准化体制改革。为此,本论文将研究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标准化体制改革问题。研究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标准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技术依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技术制度；标准化已逐步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从标准化发展看,标准化已从工业逐步应用到农业、服务业和社会公共管理等各个领域,拓展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对规范企业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维护市场秩序、促进技术进步、支撑产业发展、便利对外贸易等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仅以国际贸易为例,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受到标准化的影响。从国际看,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国家标准化战略,加强标准研究和制定,通过标准手段抢占国际经济、贸易和科技竞争制高点,主导和影响产业及技术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从国内看,党和政府也把标准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标准与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并列,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手段,并在市场准入、政府职能转变、文化、教育、国防建设等5个方面对标准化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将标准明确为国家基础性制度,部署“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标准化体制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热点问题之一。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关于标准化体制问题的探讨比较热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比较研究,提出对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启发和借鉴；二是强制性标准属性研究,探讨我国技术法规体系构建；三是技术层面研究,关注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适用性和标准的简化、协调、统一等等,涉及标准制修订制度的优化完善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停留在现象、技术和国际比较层面,不仅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质揭示,也缺乏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设计。从国外研究看,对标准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比较广泛,理论研究比较深入,主要涉及标准政策、标准的市场供给、标准化活动的政府干预、标准化动因、标准对技术创新、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等等,这些方面都与标准化体制问题密切相关。为此,本文围绕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标准化体制改革问题,深入开展标准化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为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的标准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本文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我国标准体系不完善、标准化管理体制不顺畅的实际问题,在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及法学有关理论,建立标准的制度分析框架,研究标准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构建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理论模型,从理论上阐释我国现行标准化体制的问题及本质原因,并从我国标准化体制历史变迁、国际比较、数据与案例证明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提出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措施。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主要的研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按照问题凝练、原因分析、模型构建和政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第2章为问题凝练,揭示标准供给短缺的一般性问题和我国标准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特殊性问题。第3章为原因分析,运用经济学供需理论对标准供给与需求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从标准化内在利益机制层面揭示我国标准问题的本质原因。第4章为理论模型构建,建立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理论模型,为标准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和工具。第5章为政策建议,提出改革的总体思路、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本文第2章分析了我国标准化体制存在的问题,即我国标准的有效供给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标准的有效需求。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表现为标准总供给不足,即存在标准供给短缺；另一方面表现为无效标准供给,即存在标准供给过剩。标准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体制问题。供给短缺是标准供需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面。标准供给短缺并非我国标准化的独有问题,而是标准化活动的一般性问题。通过粗线条地勾勒从古至今,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标准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表明,标准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来源于实践、根植于实践、服务于实践,随着生产的发生而发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和制约标准化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提出对标准的需求,标准的需求引领标准的供给。同时,标准作为一种“制度产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结合标准定义及标准化自身规律看,标准的供给总体上落后于标准的需求,客观上存在标准供需缺口。在规律性总结的基础上,建立了标准供需缺口的概念模型。运用这个模型,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经历的计划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个历史阶段,描述了中国特色的标准化体制变迁过程,总结我国标准供给与需求关系演进的规律性。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过程中,标准化管理的计划体制与经济的市场体制严重不相匹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由政府主导或者垄断标准供给将无法满足标准实际需求的快速增长。我国标准供给短缺的同时存在标准供给过剩的现象。在我国现行的标准体系中,政府作为单一的标准供给主体,争取预算最大化、制定更多数量的标准为其主要激励,而不以标准的实际有效需求为刚性约束,因而存在数量较多的低效甚至无用的标准,且由于标准制定主体较多而导致标准的交叉重复矛盾,标准使用效益不高,对于社会对标准的实际需求来说,表现为标准“过剩”。解决标准供需缺口问题,一方面可采取治标之策,主要是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对标准制定的投入,但长期看难以持续,并有可能进一步增加标准的过剩；一方面可采取治本之策,主要是改革标准供给体制,这才是长久之策。本文第3章针对标准供给短缺的一般性问题和标准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特殊性问题,运用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等理论,从理论上分析我国标准化体制问题的本质原因。对标准供给短缺的一般性问题及其原因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标准作为一种技术制度,属于公共产品性质,具有突出的正外部性,定价存在困难,市场机制失灵；对标准需求而言,需求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且标准价格极低、收益较大,标准需求对价格无弹性,需求曲线为一条垂直线；对标准供给而言,标准成本较高、收益较小,在较低标准价格且远低于实现供需均衡的价格条件下,标准供给量远低于供需均衡时的需求量,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供需扭曲和供给缺口是标准利益机制扭曲导致的,而利益机制扭曲的根源在于标准化体制的不合理,即我国计划经济模式的政府单一供给标准的体制,导致公共财政经费投入成为标准供给的实际价格,这个实际价格远低于实现标准供需均衡时的价格,使供给缺乏有效激励。对标准供给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特殊性问题及其原因,运用科尔内关于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的有关理论进行分析得出：“价格”不是激励或者约束标准供给与需求行为的主要因素,假定标准“无价格”,政府作为标准的“生产者”,其主要约束条件就是制定标准的资金投入和技术能力等,标准的“生产者”在生产标准这一“产品”时并没有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由于政府(标准制定者)与企业(标准需求者)的利益偏好不同,标准制定者与标准需求者利益存在不一致性,制定者偏好扩大政府标准的供给,需求者偏好自愿性标准的需求,二者的效用函数、效用曲线不一致,在预算和能力的约束条件下,政府的标准供给曲线与企业的标准需求曲线不一致,相比企业对标准的有效需求,就出现政府标准供给“过剩”和自愿性标准供给“短缺”,即存在“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问题。根据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我国标准的计划性供给与市场化需求的错配是导致我国标准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的根本原因。基于供需理论分析,解决我国标准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改变标准供给与需求主体分离的现状,将标准的制定者与实际需求者相统一,建构起一个利益一致性的标准化体制,使标准供给受到标准需求的约束。具体而言就是将标准按需求分类,分为政府的标准需求和企业的标准需求,打破政府单一供给标准的体制,政府和市场各归其位,政府主要供给以强制性标准为主的政府标准,企业组成的社会团体按照市场机制自主供给自愿性标准,建立起政府主导的标准与市场主导的标准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化体制。本文第4章在对我国标准化体制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标准竞争与合作的内在利益机制,建立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理论模型,为标准化体制改革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和工具。在标准化活动中,利益相关方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假设标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只存在大量分散的事实标准(企业标准),则有利于市场竞争,但交易成本巨大,最终损害市场主体的共同利益；假设标准是完全合作的,市场上只存在集中统一的国家标准,则有利于协调而降低交易成本,但抑制了市场竞争,最终也将损害市场主体的共同利益。因此,这两种标准形态均不是最佳形态,为非稳定形态。在基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取舍之下,在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一致性利益驱动下,利益相关方将从完全竞争趋向一定程度合作,从完全合作趋向一定程度竞争,达到协调成本与共同收益的最佳组合,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标准形态。将标准竞争与合作的机制进一步抽象化,建立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模型。在模型中,“合作标准”“竞合标准”“竞争标准”构成三位一体的标准体系,政府、社会、市场各归其位,各自定位准确、职责明确、边界清晰,各自分别负责供给政府公共标准、社会准公共标准、市场私人标准,各类标准满足各自相应需求,又可协调配套、协作联动,最终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结构稳定的标准形态。在进行联盟标准多案例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的团体标准正在快速孕育生长,当前正处在标准竞合模型中从左至右趋向中间发展的节点上,即完全竞争的企业标准(事实标准)向竞争合作的社会团体标准发展；在总结分析我国标准化体制历史变迁规律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政府标准当前正处在标准竞合模型中从右至左趋向中间发展的节点上,即从政府单一供给标准的模式向社会多元供给标准的模式发展。无论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其标准化体制的共性特点和变迁规律均验证了标准竞合模型的科学合理性。本文第5章以基于利益一致性的标准竞合理论模型为方法和工具,针对我国现行标准化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政府、社会、市场的共同治理,构建“合作标准”“竞合标准”“竞争标准”三位一体的新型标准体系,提出全面深化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标准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要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战略性、系统性、规律性、渐进性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从计划体制、政府管制、单一供给的模式,向市场体制、共同治理、多元供给的模式转型。将标准分为公共产品性质、准公共产品性质、私人产品性质三类标准,主要体现为政府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分别对应“合作标准”“竞合标准”“竞争标准”,分别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负责供给,加快构建政府标准为基础、团体标准为主体、企业标准充分竞争,各类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标准化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一是精简政府强制性标准。取消我国现行的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强制性地方标准,统一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把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范围限定在保障国家安全、保障生命健康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等方面,大幅“瘦身”；综合标准制定和法规立法程序,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制定并批准发布。二是优化政府推荐性标准。只设推荐性国家标准一级,取消推荐性行业标准和推荐性地方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制定市场不宜、不愿、不能制定的社会公益性标准,主要包括基础通用标准、与强制性标准配套的标准；将不符合制定范围的推荐性标准逐步移交给相应行业组织,直接转化为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标准。三是加快发展团体标准。通过修法赋予团体标准合法地位；对团体标准的制定不设行政许可、不搞市场准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政府制定培育发展社会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和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引导团体标准健康发展；建立以独立公正的社会第三方组织为主的评价机制,对团体标准制定组织进行自愿性评价；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标准团体承担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或者将符合条件的团体标准直接采纳、转化为国家标准,有效激励优秀标准团体发展。四是放开搞活企业标准。通过修法不再将之作为一种法定的标准类型进行管理；取消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制度,建立企业标准信息公开制度,形成对企业提升标准水平、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有效约束。在以政府标准和团体标准为主构成的新型标准体系中,建立起标准与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与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与团体标准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形成一个有机的国家技术规范体系。通过政府标准做“减法”和团体标准做“加法”的渐进式改革,不断提高标准供给满足标准需求的能力,解决好标准数量、速度、质量、效益的问题,积极稳妥地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在构建新型标准体系的同时加快转变我国政府标准化管理机构的职能。设立国家高层次标准化议事协调机构,制定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统筹推进标准化体制改革,协调重大标准制定；加强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对标准化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条件成熟时将国家标准的具体制定工作授权委托给非营利机构承担；行业和地方标准化管理机构着重推进标准实施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在标准制定中主要以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参与。取消国家标准立项审批和财政经费补贴,最大程度减少标准的利益相关方在标准上的“寻租”行为,减少标准供给与需求的内在利益机制扭曲,保证标准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