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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林语堂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取向的疏离关系，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锋面中独特的话题营造方式，旨在中国现代文学特定历史语境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下探寻林语堂传统文化建构的策略及意义。 新文化运动中的林语堂，经历了五四时期“浮躁凌厉”的激进文化批判到回归传统趣味的转变，相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价值而言，这是一个文化选择改良化的边缘游离过程，林语堂因为“小品文”而与新“载道”文艺观所代表的左翼文学产生了严重冲突。与时代性的反传统指向背道而驰，林语堂偏爱传统的文艺旨趣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强烈批判，并使其长期成为显性层面上的“守旧”和“反动”文人形象。但是对林语堂的评价并不是历史是非能解决的问题，小品文所引发的文体冲突反映的是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的直接冲突，对林语堂创作价值的还原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 林语堂的文化选择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而受到强烈压制，只能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游走于边缘。在西方的语境中，林语堂成功地营造了中西文化对话中的人文主义同题，但其创作资源却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精神源流传承的意义和民族文学原生性特征。林语堂是一个成功的文化阐释者，阐释的重点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艺术形态和“近情”构造，它的适应对象是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精神困境，意即克服西方科学理性的形上迷失代之以“情理互补”的合理性。在中西文化不平衡的话语范式下，林语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诗意解读，为中西文化架起了人文对话的桥梁，实现了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同场言说。 林语堂在多重文化矛盾中间能够实现自主的策略转移，在于其稳定的思想动因:一是人文主义，一是自由主义，这二者使得林语堂在复杂的现实格局中能保持终极指向的超越性和作家人格的独立。尤其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始终与权力话语无缘，因而使他的绝大多数作品表现出更为纯洁的文学性。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形成其多元参照比较视野的主要动因，他没有被多重二元矛盾结构所限制，而是致力于消除各种共时性的文化冲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了温和圆融的历时性联接，反映了其传统文化观的合理构造，这是作家的自由文艺观和主体智慧的创造性体现。 以上命题既是对林语堂创作的历史还原，又是可以作为中国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参照一让我们思考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文化定位和价值取向，这远远超越了林语堂创作的文本意义。历史可以提供文化多样性选择的启示，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自身的文化建设问题.中国文学长期在世界文学中的缺席，凸显出林语堂创作的独特文艺价值，作为现代文学的特殊样本，林语堂的创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锋面上折射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作家与社会等跨度间的显性意义，足以使我们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下引发对中国文学历史境遇和文学向度的深层次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