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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些年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与此同时空气污染也愈发严重。自2013年以来,中国频繁地出现大规模和持续性的雾霾天气,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国家提出了如“大气十条”、“空气污染治理攻坚战”等一系列政策来治理雾霾污染,而各级政府也通过减煤、降尘、限车等举措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其中广为效仿的机动车限行政策,其实施效果在各个城市中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那么,限行政策在各个城市实施的效果到底如何?究竟有哪些经济影响因素导致限行政策有效性出现差异?上述问题的解决,将对政府合理制定限行政策提供有效参考。针对以上问题,为了厘清机动车限行政策对城市雾霾污染每日变化的影响效果,本文首先选取了 PM2.5作为输出变量,将机动车限行政策(Res)、风级(Wind)等4个天气因素以及煤改气政策(CG)、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比(Ind)作为输入变量,运用MIV-BP神经网络的方法,对1 1个省会城市2014年1 1月-2018年8月(西安为2016年11月-2018年8月)的机动车限行政策对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性进行探究;其次,基于前期限行政策有效性的分类,为探究影响限行政策效果的经济因素,本文运用Logit模型将各城市限行政策有效性情况记为被解释变量,选取11个城市2000-2015年的年度数据:国民生产总值(GDP)、工业煤炭消耗量(Coal)、第二产业增加值(Sec)等10个经济影响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结果如下:(1)11个城市的天气因素对于雾霾污染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尤其以城市空气湿度及最高温度的影响最为明显。这说明,城市的气象条件对于雾霾形成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比对每个城市雾霾的正向影响程度也较大,由此说明城市的工业发展仍是空气污染的重要“元凶”,而执行煤改气政策对治理雾霾污染有着较为显著的改善。(2)11个城市的机动车限行政策对于雾霾污染的影响程度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不同。其中,限行政策对于PM2.5浓度的影响程度为负,即机动车限行政策的实施对于治理雾霾污染效果显著,此类城市有4个,分别为:北京、南昌、贵阳和杭州;限行政策对于PM2.5浓度的影响程度为正,即机动车限行政策的实施对于治理雾霾污染效果不显著,此类城市有7个,分别为:西安、长春、成都、哈尔滨、兰州、天津和石家庄。(3)各城市的限行效果均有所不同,根据选取的10个经济影响因素发现,国民生产总值(GDP)、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数量(Bus)、科技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Sci)、市区绿地面积(Green)、外商直接投资额(FDI)等5个变量对于机动车限行政策有效性呈现正向影响作用,其中,市区绿地面积(Green)这一指标是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工业煤炭消耗量(Coal)、能源消耗强度(Energy)、第二产业增加值(Sec)、城市人口城镇化率(Urb)、人口密度(Pop)等5个变量对于机动车限行政策有效性呈现负向影响作用。(4)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为限行政策得以有效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条件,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逐渐达到共同推进的阶段,但也不能忽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负外部性问题,同时工业消耗、产能结构、人口激增这一类“城市病”的存在仍然是造成城市空气污染恶化、城市限行政策无法有效执行的重要原因。而城市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提升科学技术水平能使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改善,限行政策实施效果更加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政府应理性看待机动车限行政策,经济发达、科技水平较高、产能结构合理的城市执行限行政策会更加有效。限行政策无效的城市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制定相关政策,转变城市形态,实现雾霾治理与城市发展的双赢目标。(2)城市煤炭燃烧所释放出的污染物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机动车尾气所排放的污染物占比相对较少,限行政策实施效果不显著。因此,若想有效推动限行政策的开展应该加快开发和利用清洁低碳能源,通过自主研发或引进外商先进的技术,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3)机动车限行无效的城市政府目前需要从源头着手,制定科学的顶层设计,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能源结构。(4)在城市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制定机动车限行政策不应再“一刀切”,而是应该颁布更有弹性的环保政策。增加公共交通工具数量,让人们有意识的转变出行方式,逐步走上低碳出行之路,最终使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