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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杂剧作家流寓江南的文化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种现象首先归因于人们对江南的向往，本文“天堂情结”做出了相关描述。文学家们用手中的神来之笔描述的江南天堂，为后人在那里安身之余，更可安心。元代那种“随遇而安”的哲学，在作家流寓江南的过程中一直体现着。
作家们流寓江南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守望着传统的文化。本文认为，流寓作家守望文化的第一要素是心态方面，表现为异族统治扫荡中原文化导致原有文化断裂和元后期理学重新纳入统治规范所造成的心理再次压抑所造成的苦闷心态，以及沉抑下僚，不甘沉沦所造成的高蹈于世浪荡情怀。第二要素是通过作品的“变奏”力图实现杂剧衰落阶段的自救，描绘心中的天堂。郑光祖、宫天挺、乔吉、秦简夫……以其优秀的作品传递着流寓到江南的杂剧的文化和魅力，使杂剧创作和演出呈现着“北调南腔”的局面。
由于元代后期理学的复兴、科举考试的恢复，一大批文人士子对科举的长久期望在这里找到了落脚点，纷纷涌向举业，杂剧作家的队伍也在遽减，杂剧的质量和战斗精神再也无法和前期的相提并论。元杂剧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家队伍的退出有关。元代后期杂剧走向“律化”和“道德说教”的路子，也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流寓江南后的作家创作总体上不如前期，由于杂剧“戏”本位向“曲”本位的性质嬗变，“俗”品位向“雅”品位的趋从，最终还是“幽梦南回”，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杂剧衰落大势的背景下，流寓江南的作家作品中还是有些精品出现，如郑光祖《王粲登楼》《倩女离魂》、乔吉的《两世姻缘》、宫大用《范张鸡黍》《七里滩》、秦简夫《东堂老》等。它们是作家激情释放的产物，更是作品“疲软中的变奏”之灵魂。
总之，我们要站在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中来理解中国的戏曲文化。元代流寓江南的杂剧作家以其自己的生命创造为我们奉献着审美的盛宴，这些作品是中国戏曲链上的重要环节，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叙述空间和叙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