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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译者在人类文明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地位仍被视为从属于原文，译作也通常被认为不如原作。由于传统译论的限制，翻译学领域对风格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原作风格及风格的翻译，译者的翻译风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以阐释学的翻译观来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是阐释者，而且还是译入语文本的生产者。译入语文本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又将会被重新解读。从这个角度上讲，译者不再是原作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角色。翻译作品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原作者和译者通常会处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而这些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将会对他们的理解、写作和翻译产生影响，海德格尔把它们称作“前理解结构”。实际上，前理解结构与译者是不可分割的，贯穿于译者的整个理解过程。同样，前理解结构的影响也遍布整个理解过程。任何人在阅读一个文本前都会具有前理解结构，它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是理解的必要条件之一。
译者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其主观性在译本中是有迹可循的。写作风格是前理解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而具有不同写作风格的译者往往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形成不同的译本。因此，对写作风格影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梁实秋的翻译风格与他的前理解结构是分不开的，其翻译风格受其写作风格的影响，这与他的创造性、主体性是紧密相联的。进行翻译前，梁实秋就已经具有特定的前理解结构，并影响其翻译。因此，研究翻译时不考虑译者的前理解结构是不现实的。作为前理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风格必然对翻译风格产生影响。
为此，本文从阐释学的基本原理，特别从是前理解结构的理论出发，论证了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与译者写作风格的关系，并以《温莎的风流妇人》的三个译本(梁实秋、朱生豪、方平译本)为例，从实证角度研究分析了梁实秋的翻译风格，及其写作风格对翻译风格的影响，论证了译者的风格与其前理解结构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译者作为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桥梁，由于语言偏好等自身原因，在翻译作品中不可避免的要显现其写作风格。译者的翻译风格反应了其主体性、创造性和审美观。而对于译者写作风格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其翻译风格的研究，从而提高译者的地位和推进翻译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