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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低拥有、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资源容量也难以承载，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高消耗”及由此导致的“高排放”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既是我省进位赶超、推进中部地区崛起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又为全国其它地区探索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典范；再者，现有关于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由于因素考虑不全、方法运用单一等原因，未能充分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使得作用机理还具有很强的“黑匣”性。因此，环境政策能否促进、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及鄱阳湖生态区的建设研究意义重大。
根据上述背景，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分析、基于Hamilton优化模型的数理分析，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提出并论证三个命题：一是传导路径是存在的，即环境政策激励生产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是存在的；二是传导强度是可度量的，即不同传导路径上给定环境政策激励生产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度是可度量的；三是政策绩效是可比较的，即不同环境政策对均衡增长率的影响度是可比较的。最后，根据所得结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环境政策进行模拟：预测给定环境政策组合下生态区经济、环境可能的发展状态；设定生态经济区经济、环境战略目标，模拟所需环境政策和相关条件，为鄱阳湖生态区建设发挥政策实验室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创新重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逐层构建并求解了7个哈密尔顿动态优化模型，深刻揭示了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
具体模型推进如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MODEL1(有环境外部性、无政府介入)；引入政府-配套环境政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MODEL2；引入技术进步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对应基本路径1)MODEL3；引入人力资本积累的新经济增长模型MODEL4(对应基本路径2)；引入物质资本积累的新经济增长模型MODEL5(对应基本路径3)；引入社会资本积累的新经济增长模型MODEL6(对应基本路径4)；将上述4种基本路径综合的新经济增长模型MODEL7(对应复合路径)。通过7个模型的逐个演化与推进，分析、比较了不同条件、不同路径上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这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点之一。
(2)明确了社会资本自身的运动和内生积累过程，使得社会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得以具体化、内生化。
将社会资本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作为内生在的源动力，并将其与污染环境税率相联系，从而以内生变量形式嵌入生产函数、嵌入Hamiltion动态优化模型，使得社会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得以具体化、内生化。同以往关于社会资本研究仅仅作为外生经济外部效应、而不考虑社会资本自身如何积累与内化相比，明确了社会资本自身的运动和内生积累过程(OwenandVideras，2006；TorglerandGarcia-Valinas，2007)。关于社会资本的设定与研究，既解决了OwenandVideras(2006)和TorglerandGarcia-valinas(2007)未能反映社会资本自身积累与内化问题，又解决了Roseta-Palma.C(2010)等未能将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的激励作用、政府的价值导向、居民大众的环保意识等相联系，导致社会资本本质未能根本凸显的缺陷。本模型所得的结论也极具说服力，社会资本积累的增长率为gs=u3b0bτ/g·1-b0+s/1-b0-ρ，其中b为政府公共设施投资比例，τ为环境污染税率，u3为居民大众关于环境质量偏好参数，充分体现了政府、企业、公众对于社会资本的决定性影响，符合社会资本积累的内涵的界定。这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点之二。
(3)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绩效，并通过了面板估计与GMM比较的稳健性、可靠性检验。
解决了现有研究(张红芳2009关于社会资本的定性分析；吴晓璐2010解释结构模型关于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概念模型分析)仅是本质内涵界定与定性分析、实证研究几乎没有的缺陷。实证得到社会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的绩效弹性非常显著，远远超过了直觉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并通过面板估计与GMM比较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可靠性。因此，这一实证结论与第四章数理分析，一并构成了社会资本积累研究的新尝试。这是本研究的重要创新点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