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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韩丁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中的描述对象——长治张庄的再研究。这一再研究的意义建立在新资料和新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依据张庄村40-70年代的档案文献，从集体化时代村庄公共生活的合作、反省、包夹、教育、批判等的具体运作机制入手，探讨国家对村庄的控制，村民对国家控制的顺从、接受、抑或利用发挥，以及抵制反抗，以从更加深入的学理意义上展现张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集体化时代乡村生活中的权力实践以及革命留给中国的遗产。 解读《翻身》、《深翻》文本是本文写作的基础。《翻身》是美国人韩丁在亲身参与张庄土改运动的基础上写成。作为一个以探险为乐、无所畏惧而又充满热情与正义感的青年，发生在异国他乡的“社会主义革命”引起韩丁的浓厚兴趣。国际社会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战争风潮是韩丁对“革命”产生赞扬态度的社会背景。这些都深刻影响着韩丁在《翻身》、《深翻》中的写作，革命史范式成为两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和分析思路。与此相对应，学界对于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另一种理论框架是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对同一历史时段的结论与评判相互对立而非一致，但真实的历史只有一种，两者都存在着意识形态化的不足，有失公允。跳出价值预设，探讨中共革命在乡村的具体运作机制成为客观解读集体化时代的重要路径。 中共在土改运动中建立在剥削理论基础上的观点及政策实践忽略了农民的主体性，即他们在受剥削的同时，也精于算计并受到乡村道德观念的约束，但却由此实现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并建立了强有力的村政府组织。为了使农业发展符合国家的现代化建构，中共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如信用社贷款、统购统销等以及建立会议制度、财务管理和分配制、工分制等在农村推行合作化道路。农民需要合作，在合作中也需要有国家的引导与扶持，但由于国家着力于建立对村庄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相对忽视了乡村传统，没有将小农的行为意识放到其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文化语境中加以具体理解，村民难以摆脱国家的权力控制获得自主性发展，而只能以隐秘的方式进行默默的抵制反抗，致使合作机制难以实现良性运转，国家的农业社会化生产的理想和农村劳力组织的合作化道路实践受挫。村庄的合作机制在内外反向力的作用下陷入困境，削弱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农民对国家的认同。 干部作为中共政权下新的领导群体，在村庄的公共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连接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直接渠道，对于保持乡村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国家通过将干部的日常错误转变为政治错误的意识形态约束，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思想行为改造，并使其通过整风、整社运动及写检查等方式手段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发挥干部内部的相互监督与普通民众的外部监督作用，使干部在符合国家政治要求的同时也能够维护村庄利益，由此形成政治民主监督机制，并实现国家集权的简约治理。同时，村庄的派性斗争并未因革命而消失，而是根深蒂固地盘结在村庄里，并且在国家控制的压力下得到放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反省机制一定程度上被形式化，其缓解农民与国家之间矛盾对抗的积极功能也被弱化消解。 国家强化阶级斗争，在将村民划分为敌我对立的两大阵营的同时，也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广泛渗透在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四类分子，一切违背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思想与言行都成为被监督和批判的对象。阶级斗争在村庄具有了延伸泛化的功能。村庄的治保人员和民兵骨干组成维护村庄治安和防范阶级敌人破坏的重要组织，负责管理村民的活动及动员村民在约束自身行为的同时也监督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村庄的治安和集体利益，并促进村庄的公共管理工作。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成为被“包夹”的重点对象，村庄为此建立了对四类分子的包夹组织和一系列包夹制度。除了治保人员和民兵骨干外，许多村民也获得监督管制四类分子的权力，这使国家控制借助非正式渠道深入到村庄的人际关系中，也使深受约束的普通村民在监督与被监督中有了舒缓、释放压力的渠道，村庄在畸形的等级体制中保持着微弱的平衡。 农民的生产组织方式、相沿成习的生活习性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难以适应中共在战争环境中集中资源的需要及在和平环境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但他们作为中共革命和建立巩固政权的主力军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国家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使其在服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建设，对农民小农思想展开正面的教育引导和反面的批判压制的改造。通过正面的宣传教育，村民学习、认知并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通过批判斗争，村民违背国家意志及政策的行为得到约束、改造。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揪斗批判，以警告、威胁为特征的批判话语体系逐渐形成，这使村庄形成了一种压力体制，紧紧约束着村民的生活。正面的教育与反面的批判使国家通过管理与改造“灵魂”的工程实现对村民的思想控制。 在合作、反省、包夹、教育、批判等涉及农业生产、村庄政权、治安维护与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等各方面的村庄运行机制中，国家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即是通过对权力的经营管理创造出农民“规训”的身体，村民也通过这些机制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国家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的建构过程也就是权力的实践过程，其中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对村庄的渗透控制，由于国家权力的过于强大和对乡村主体性的忽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出现对抗，也使村庄内部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是干部和村民在国家的动员下参与村庄管理，利用国家权力作为维持生存、谋取个人利益、求取心理平衡的工具，并对他人施加影响。这使国家与村庄之间形成共谋，村庄内部在干部、其他普通村民及四类分子之间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被管理的社会关系。合作、反省、包夹、教育、批判等的村庄运作机制既有恶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给农村带来伤害的一面，也有融合国家与村庄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及村民之间社会关系的一面。我们在告别革命的同时也应该继承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