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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是以深圳市执行力建设个案为分析对象，对转型时期地方城市政府(主要指地级市，副省级市)执行力问题进行前瞻性、对策性研究。
笔者认为，研究地方政府执行力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提高地方政府执行力问题。无论什么政府，执行力都是其内在的要求。政府没有执行力，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够(或无力)履行执行功能。这种状态只会发生在阶级社会王朝更替、国家灭亡、政府彻底垮台前夕。一般情况下，政府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以合法执掌公共权力为前提，以国家法律和相关制度为行为依据，履行执行功能。政府执行力有强弱、高低之分，无有与没有之别。政府执行力本身不是问题，如果说政府执行力有问题就是指政府执行力弱或者低下(执行不力)的状况。解决政府执行力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提高政府执行力。同样的道理，解决地方政府(或地方城市政府)执行力问题也就是如何提高地方政府(或地方城市政府)执行力问题。
研究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关键是提高各地方政府、地方行政首脑的执行力。2003年以来，从“非典”时期的消极观望到“禽流感”时期的措施不力，从常州的“铁本事件”到上海“社保基金案”、从制假卖假到重复建设，从山西小煤窑矿难事件到各地房价居高不下，从打死“三无人员”孙志刚到拖欠农民工工资，处处折射出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不足。2006年、2007年，中央政府连续两年高调提出，建立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一方面是维护中央政府的执政权威，另一方面就是对地方政府执行不力的诘难。从我国政府体制来看，或者说政府执行力体系上看，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高是整个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关键。在中央政府看来，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不下去，或者说“中南海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关键是在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行政首脑的执行力，抓住了解决政府执行力问题的关键。
研究地方政府执行力问题的重点就是地方城市政府执行力。主要依据:中国转型从社会层面来说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其内涵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城市(镇)化、市场化等多个维度。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在《中国经济六十年》中提出:“未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城市化”。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年底公布的信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86(除拉萨)个，年末总人口(不含市辖县)36764万人，占全国年末总人口28％;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2272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3％。实践证明，我国城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龙头。没有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就没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国外有学者预言:“当城市成功的时候，整个国家也会成功。从这个角度看，提高城市政府执行力、提高地方城市政府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课题基于转型时期的现实、我国政府管理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城乡分治”的趋势作为分析前提，把政府执行力的四个指标:态度、速度、力度、效度与目前提高地方城市政府执行力存在的问题进行物理连接，得出研究地方城市政府执行力的五大变量指标:官员平庸度、执行技术度、职能明晰度、事财匹配度、权责统一度，从中提炼出提高地方城市政府执行力的四大核心问题，探讨其求解方法。并以此为框架分析、评估深圳市执行力建设实践，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转型时期，我国地方城市政府提高执行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明晰各层级政府职能、明确权责利。第二，就转型期来看，以行政问责、绩效管理是提高执行力的有效方法;第三，对深圳来说，提高政府执行力到了关键阶段:即大部制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层级改革阶段;第四，提高地方城市政府执行动力任重而道远;第四，对地方城市基层管理来说，实行精细化管理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