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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中旬以来,欧洲经历了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等多起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而新年伊始美国新任总统“反全球化”政治经济主张的施行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恐慌,激化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接连发生的“黑天鹅”事件也使得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呈现出常态化、短期化、迅速化的新特征,更加难以被预防和管理。在此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对于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的管理能力却依然偏低。以我国为例,一方面,我国政府对于金融风险跨国传染的预警意识和能力较为欠缺,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于金融风险国际传染的处置多以定性化的手段为主,量化的处置标准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对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进行系统性评估并探索其影响因素,希望能够有助于各国特别是我国对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管理能力的提升。本文以“合理评估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的网络结构,厘清传染效应的方向和强度,探究传染效应的影响因素”为目的,遵循“理论基础——历史与现状——实证分析——决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其研究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于最小生成树模型和藤Copula-TARCH模型,构建合理的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的网络结构;二是通过时变Copula CoVaR方法判断风险传染的方向和强度,并基于EMD方法探究不同频率传染效应的差异;三是从理论现状出发,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探究不同类型传染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对比分析;四是从实证结论出发,提出具有国际通用性的完善传染效应管理的建议,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政策落地的具体措施。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近年来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始终表现出五个共同特征,同时开始呈现出国际贸易渠道作用弱化、金融联系渠道和投资者行为渠道作用增强、传染效应短期化和迅速化的新特点。第二,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的网络结构存在明显的系统重要性节点,但即便是这些节点中最重要的市场也很难对全球市场造成重大冲击。具体而言,股票市场上的系统重要性节点为美国、香港和法国,外汇市场上的系统重要性节点为日本,利率市场上的系统重要性节点为香港和韩国。其中,美国、日本和香港分别是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利率市场上的最重要节点。但除了外汇市场之外,其他两个市场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对全球市场具有垄断性影响力的国家或地区。第三,各市场的最重要节点都是整个网络风险的净输出点,且该节点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风险输出能力差别不大,但不同市场、不同频率的传染效应表现以及不同时期传染效应的主要驱动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对不同市场的传染效应而言,股票市场单次风险传染的极端强度最大,利率市场的强度波动最大,而外汇市场的单次传染极端强度和强度波动都最小。对不同频率的传染效应而言,高频率下最重要节点市场对网络的传染效应总体方向性不明确,传染发生次数较多,单次传染短期强度最大但持续时间短;低频率下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方向性明确,传染发生次数很少,单次传染短期强度中等但持续时间长;中频率下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单次传染短期强度最小,其他特点介于两者之间。对不同时期传染效应的主要驱动频率而言,在非危机时期,高、中频率对总体效应起主导作用;在危机时期,高、低频率的效应对总体效应有显著影响。第四,基础因素和投资者行为渠道是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但不同频率和不同类型市场的传染效应影响因素仍存在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六点:整体而言,基础因素和投资者行为渠道最为重要;对于总体传染效应而言,其受基础因素和各类渠道因素影响;高频传染效应通常受上期传染效应和投资者行为渠道影响;中频传染效应通常受基础因素和投资者行为渠道影响;低频传染效应通常受基础变量和国际贸易渠道影响;股票市场更多地受到金融联系和投资者行为渠道影响,而受国际贸易渠道影响较小,利率市场则与之相反。第五,建立长效的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宏观管理机制、优化对于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的管理理念、加强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国际合作和选择合理的模型有助于完善各国对金融风险国际传染效应的管理。本文从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普适性建议和一些量化的执行标准,并对其在我国的落实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