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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考察从上古到春秋时代的人们对于“礼”的认识演变过程。文章围绕着关于时代问题的“提问-回答”展开讨论。文章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分析“礼”的内涵、功能，以及“礼坏乐崩”的原因和造成的问题；二是探求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对于秩序重建的思想：包括孔子的思想资源、他对于价值与路径的新创造以及对于后世思想的影响。
第一部分包括前三章。在这里，我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角度考察了“礼”由神秘巫术转向人间秩序的过程，并且初步分析了这种秩序的特点和隐含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礼”源于上古政教传统里的“通天”仪式及其一系列行为规范。中国上古的巫礼依靠乐舞之“兴”与作为纹样、符号的“文”、“物”、“象”来沟通神与人。“兴”与“文-物”有着密切的关联，都具有巫术的色彩。到了天人关系趋于理性的周代，政治、信仰皆由事天(鬼神)转向重人。“天”与“德”逐渐开始远离了鬼神迷信，更多地具有功能的意义。在对“天”的信仰里，规则与变动、必然与偶然、简单与丰富、人力与天意，思想与现实等等都统一在一个解释框架里面，没有出现二元对立的情况。周礼的“文”成为彰显这种丰富与协调相统一秩序的手段，人的意义世界不断丰富起来了。
随着宗法社会结构持续扩张，“名分”与利益的关联日益密切，人们对待礼乐的态度更加趋于实用、理性，而不再顾及其整体性。统一的天人秩序出现了深刻危机，在社会上和思想界都出现了名实分离、“礼坏乐崩”的情况一一社会共同信仰基础出现动摇，原有的人事秩序发生紊乱；“崩坏”即传达出人在新环境当中的无所适从之感。然而，宗法体制的崩溃也造就了在身份上、意识上不依附于等级架构的自由人。“人”的意义更进一步地充实了，有条件对“道”所概括的理想秩序进行系统而且深入的反思，中国的哲学思考由此产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后三章是第二部分，分析孔子对于秩序重建这一时代问题的回应方式。经过对周礼的价值体系的反思，孔子发挥三代之礼的精义，提出以“仁”作为追求礼的内在协调和人的行动合宜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指向。仁是一种可以不断推广的存在方式。它的思想价值在于把人恒常不变的生活形式(家)、最自然无疑的生活情感(亲)和世界万物的秩序(生)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超时代、超具体制度的意义，产生了长远的思想、文化影响。
在普遍追求功利的社会环境中，孔子认识到，复礼、行仁最终要依靠育人。他为宗法身份意义上的“君子”注入了“和而不同”的人格内涵，强调既要具有坚守秩序的规范、组织能力，又要具备博大的胸怀，以包容异质与协调众人的心胸来创造新意义。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周礼之“其命维新”要依靠每一个“君子”都像艺术家一样确立履礼的典范。他以作为贵族精神世界共同语的《诗》为入门，把对人的精神的整体提升作为诗教的新目标，以此恢复人对于礼的整体理解。孔子进而以蕴含“序秩理数”的音乐来涵养、充实道德，所谓“成与乐”就是把承载天人秩序的音乐与作为其情感效果的审美愉悦统一起来，让人在愉快的体验当中逐渐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这是儒家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统一。所以，孔子追求理想秩序的途径，也即培养君子人格的教育，实质上就是审美教育。
本文借鉴、融汇了前人的一些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美学的角度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在思想史研究的思路上，本文力求把时代问题的提出与回应作为脉络，并以此来观察一种思想理论的来源与生命力。儒家哲学的创始人孔子是立足于“人”来思考天人关系这一时代问题的，所以我以“君子”来统合关于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如“仁”、“礼”等；进而指出，孔子回应时代问题、重建理想秩序的途径即是君子人格的塑造，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其实质是审美教育。由此可见，中国美学史的问题是内在于中国思想史的演变线索当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