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民族文学观研究

• 作 者: 郭若梅
• 机 构: 中南民族大学
• 出 处: 中南民族大学
• 发表日期: 2020年01期
• 关键词: 普希金 民族文学观 表现 形成 启示

普希金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代名词。他的天才不仅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亦体现在其美学创见上。纵观国内外研究,对其诗歌创作的评论多如牛毛,但其美学思想仍未被尽数开采。尤其是普希金的民族文学观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价值,至今都未被学界所意识到。实际上普希金的民族文学观和他所运用到的方法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探究普希金的民族文学观的形成,首先要关注普希金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彼得大帝的改革引进了欧洲各国的文化和语言。贵族群体从此成为俄国的知识阶级。国门的敞开使得欧洲的文学思潮涌入俄国的文化语境之中。这些是俄罗斯文学思想成熟的关键因素。时代的影响最终显现在普希金这一个体身上。普希金的生活随着历史的洪流大起大落,而他的文艺思想在流放生涯中逐渐成熟。他的思维方式反映出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惯有的思维特点,如比较的思维。这种比较意识在俄国文化中延续至今,而普希金的民族文学观正是在比较的视域下最终形成。通过对普希金评论文章、书信、日记、草稿、提纲等文本的整合归纳及分析,笔者发现其民族文学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学创作的“民族性”问题。前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相当成熟,但仍然存在部分人将普希金所论述的文学“民族性”理解为文学“人民性”,造成对其理论内涵的误读。因此,在阐述文学“民族性”的内涵时,有必要将“民族性”概念与“人民性”概念进行区分。其次,普希金的民族文学观体现在其语言观的“民族性”。普希金高度重视俄语,因为俄语不仅关乎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发展,还承载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因此,普希金主张革新俄语以使其满足俄罗斯民族文学发展的需求。最后,普希金的民族文学观体现在其翻译论的“民族性”上。任何翻译活动都取决于译者主体的翻译目的。普希金的翻译目的十分明确,即为了俄罗斯民族文学之发展而翻译。在这种主观目的下,普希金的翻译选题和翻译用语都是以“民族性”为主。普希金的民族文学观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的文学“民族性”的内涵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内涵界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构建是当前我国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紧迫任务,但对于其内涵的界定却一直存在着争议。第二,普希金的翻译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少数民族“民族性”为主的翻译策略。将“民族性”作为翻译选材和翻译用语的首要标准,才能使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同时,葆有本民族文化的特点。第三,普希金作为一个双语写作者,不仅将比较的思维与方法运用到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中,还运用在文学批评中。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少数民族双语作家创作的新视角,即关注这一群体的比较思维对其创作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的新颖。从民族文学的角度研究普希金的文学思想,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普希金的文艺思想,探讨普希金文学民族观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和方法上的价值。总而言之,普希金给我们的启发不仅在于他的民族文学观,更在于他开放的比较视野以及兼收并蓄的研究态度。普希金的文艺思想和研究态度,为两百年后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