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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是指那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控制子公司，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形成的一种国际垄断组织。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经济载体，便是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亦是相当重要的力量。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有其政治性。在国际政治中，它可以影响民族国家的行为和决策，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甚至整个国际体系。 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历程中最引入注目的现象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急剧增加，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系统化投资。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而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国政府不断制定和调整利用外资的有关政策，使得中国经济环境的开放性不断深入和加强，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扩大及发展又反过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促使中国制定更为开放与务实的政策，加速自身国际化进程，从而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成为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大国。 尤其是在入世后的新形势下，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及中国相关政策的探讨与研究更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拟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及中国相关政策的互动进行分析，以此理解中国相关政策的演变及有效性，以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笔者个人对于完善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的几点建议。 第一部分，本文主要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发展历程作以回顾，将其划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中国入世前，以及中国入世后三个阶段，分别对该三个阶段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情况作以概括和总结。近代中国利用外资起源于国势衰危、图强自救的情况，多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与改革开放后的主动打开国门，引进外资有本质上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上主要是外国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的方式，规模极小，且多是政府间的经济行为，与跨国公司基本上没有接触。1978年底，中国政府决定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跨国公司才又重返中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已逐步由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更多地使用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市场也正日趋完善、高效，因而吸引了众多的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1979-1986年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初始阶段，外商基本上都是持试探性的态度，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较少。1987-1991年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发展阶段，由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对华投资的信心增强，1992-1995年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个阶段实现了飞跃性的高速增长。1996-2000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调整与提高阶段，跨国公司开始通过并购等方式在华扩张。外商在华投资的新高潮正在形成。商伴随着中国入世后的新形势，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战略也做出重要调整，包括对制造业投资的调整、对服务业投资的调整、投资方式的调整等。根据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阶段性发展，笔者概括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特点，如:大举进入中国，投资项目数额不断增多，系统化加强，竞争加剧等。 本文的第二部分为“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的演变及分析”。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笔者认为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经历了以下三次较为明显的演变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92年，期间中国虽然决定对外开放，制定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战略方针，但是整个80年代吸收外资的重点是对外借款，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还不多，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第二阶段为1992至20世纪90年代末，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开放力度，来华投资的数量迅速增加，出现了较具规模的大型跨国公司，投资领域扩大，投资地域多样化，投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加入WTO前后，为了适应WTO各项要求，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进入第三阶段，对许多相关政策作了重要的调整，包含投资环境、投资法规的修改，政策、法律、市场规范等。概括地说，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引进国外的资金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利用外资的领域从加工工业为主向服务领域大力推进;而利用外资的方式在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同时向多方式引资拓展;同时，政府对利用外资的管理将从行政性审批为主，向依法规范、引导、监督转变。 在概括了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的演变过程后，本文对于其有效性进行了评析。从一国跨国公司政策应该具有的特征入手，分析了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对于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积极作用，对其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更为客观地指出了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存在的多种不足，如认识上的不足，政府管理体制的缺陷，政策上的不足等等。从而对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进行了合理的评估，为后文提出改善建议作了良好的铺垫。 第三部分，本文切换到对跨国公司的分析，评估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及效应作。主要通过两条脉络进行:一个积极与消极的主次方面;另一个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发展的经济效应与非经济效应，以求达到对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全面、辩证地分析。从经济效应来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包含了弥补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培养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同时消极作用亦不可忽视，如与产业政策的导向有偏差、使中国企业受到很大挤压、甚至导致部分行业垄断等等。而在非经济效应即对其他领域的外溢效应中，本文将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作用的评析上升到了更深层次，从体制转换、扩大开放、促进国际化、促进改革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而在此层面的消极影响如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对经济自主权的影响等，本文也相应的提出来。最后，在综合了对各项影响的具体分析之后，笔者总结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提出要分清主次，意识到其积极作用占主流，不能因为其负面影响而放弃吸引外资的政策，相反，更应该积极引导，防止弊端，在更好的层次上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本文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华投资作为分析个案，回顾了其适应中国相关政策、不断调整自身战略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对中国的产业发展、政策改进、国际化进程等的重要作用。通过个案，本文加深了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相关政策互动关系的分析。 综合前文论述，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对于中国政府如何完善与跨国公司合作与竞争的几点建议。首先，要正确认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笔者从历史的角度、全球化的角度及长远发展的角度，较为全面的提出了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应该具有的正确认识，认为这是完善与跨国公司合作与竞争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作为本文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相关政策互动关系分析的结论。在应对策略的结论中，笔者首先分析了影响中国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机遇及挑战，从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主要观点为:坚持吸引外资，提高引资能力;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跨国公司政策;适应跨国公司发展新趋势，发展多种合作方式;改善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寻找新的区位优势，提高吸引外资能力;重视培养高素质人才;积极引导、趋利避害。本文分别对各个策略建议作了详细的阐述，并在结尾处提出“庞大的中国市场加上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将对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带来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只要坚持正确的应对策略，中国利用外资定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最终深化了对论题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