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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固有的事物受到冲击,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也由此发生改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开始遭受一些人的质疑,而与之相反,西医则获得了一些人的推崇。早在晚清时期,俞樾、吴汝纶等名家就曾对中医做出了批判,甚至提出要将其废止。进入民国后,中医的处境越发艰难。以余云岫为首的“废医”派,一方面向政府呈请“废医”的提案,一方面在报刊上发文抨击中医,使得中医在民国时期险被废止。可以说,中医的近代史就是一段与“废医”派抗争的历史,在一次次请愿下,中医摆脱了废止的命运,但却逃不脱打压、抵制的命运。尽管《中医条例》的出台,等于承认了中医的合法地位,但中医依然在压抑的环境下艰难生存。
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成为衡量事物合理与否的标准。出于对科学的信仰,一些“废医”论者认为中医不合“科学”,因而必须被废止。有的“废医”论者提出废止中医的观点,则是因为曾被中医所误,愤而废医。此外,在公共卫生、助产、法医学等领域,中医难以发挥作用,而西医不但能够渗入其中,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于是,中医丧失了存留的理由。以上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促成了“废医”思潮的产生,但归根结底,“废医”思潮的出现离不开民国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的影响。随着民国以来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医事制度的落后才愈发呈现出来。而正因为科学主义已成为社会思潮,“中医不合科学”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废医”的理由。
“废医”思潮引发了中西医学间的论战。为在论战中获得话语优势权,论辩双方都选择了对自身有利的话语、论据来攻击对方,证明自己。以西医为主体的“废医”派抓住中医玄虚的弱点,攻击“中医不合科学”,为此,中医界展开了激烈的辩驳,但却始终给人以牵强之感。而中医界则利用民族主义话语,指责“废医”派的行为是“亡国之举”,使西医界也处于了被动的局面。此外,名人的言行、日本的医学政策等也都被论辩双方当作了论据。然而,经过话语、论据包装后的中西医论争已不再是纯粹的学理讨论。在这场论争中,我们无从判断中西医学哪个更具价值,而唯一能说明的只是话语、论据本身强大的影响力。通过对双方言论的考察,笔者作出了以下三点判断：⑴中西医学所选择的论据未必客观。⑵“废医”思潮所引发的中西医论争并未分出胜负。⑶对中西医学的判断不能仅从一方的角度出发。
在“废医”派的所有“废医”理由中,“中医不合科学”是最为有力的一条。在科学话语下,那些玄虚的不科学的医理使中医在与对手论辩时缺乏了底气。既然“中医不合科学”是中医最大的弱点,那么弥补这一弱点,想必就能改善中医的境况,于是,“中医科学化”运动应运而生。尽管中医科学化自提出之日起便争议不断,但中医能够保存至今,与这一运动不无关系。中医科学化运动不仅使中医的一些成果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接受,同时也使中医的传统流传至今。鉴古识今,从“废医”思潮这段历史中,我们也能获得一些启示,对待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时,更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