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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935年到1945年国民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为研究对象,梳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至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10年间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历程。在对各类文献材料进行系统整理与筛选的基础上,将国民政府在这10年中内政改革、对中共的态度转变、对日政策、与英美苏的关系等脉络基本呈现出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本文对这一时期内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并且对其政策转变的原因、后果等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由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阐述国民党五大至六大期间对中共政策的转变。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也经历了由敌对到联共抗日再到反共抗日的变化。第二章论述了这10年间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的改革。政治上始终贯彻国民党一党专政及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从改革国民党党务入手,大力宣传国民党理论基础、壮大党员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了在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同时减少来自民众的阻力,国民政府做起了表面功夫,从形式上向宪政民主的方向发展,屡次提出召开民意大会、加强地方自治,但都流于表面,从未真正的落实民主与宪政。在经济上,为了适应抗战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国民政府逐渐向统制经济的方向发展,由国家控制全国物资的调度,并且为了避免重要的经济来源惨遭敌手,将华东、华北等地的工厂大量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经济实力。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不可控制的发展,加强了对学校、社会的思想控制,实行政教合一的教育政策。同时,将高等学府内迁大后方的做法为抗战结束之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态度的转变。华北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并未真正意识到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因此采取忍耐和妥协的态度。然而华北事变的发生使国民政府渐渐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西安事变可以说是推动国民政府走向抗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蒋介石为了履行事变和平解决的承诺,但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坚决态度却是在亡国灭种之绝境的最后图存,此后国民政府抗日的态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四章呈现了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转变。在抗战初期,日本的侵华行为并未引起英美等国的足够重视,因此普遍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国民政府依靠欧美对抗日本的希望破灭,与中国同仇敌忾的苏联成为孤立的中国唯一的外交选择,因此国民政府加强了与苏联的往来,而且也从苏联处得到了重要的援助。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英美开始逐渐插手中日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正式对日宣战,此举也让国民政府欢欣鼓舞,义无反顾地追随英美谋求最终的胜利。第五章分析了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转变的原因。前期由“攘外安必先安内”向“联共抗日”转变是在多种原因、多方努力的共同之下的结果,而后期再次走上反共抗日的立场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第六章对国民政府多变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前期走向联共抗日有助于中国取得最终的胜利,也使得国共两党都取得了发展和壮大,但即使在抗日统一战线下,国民党也从未真正放弃过反共的立场,这也为后来再次走向反共埋下了伏笔。总之,从1935年开始,尤其是国民党五大的召开,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变化,并且逐步实现了由反共到联共、由不抵抗到抗日的重大转变。然而,国民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是缓慢的、递进的,也经历了国共双方激烈的博弈。联共抗日是日本威胁到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局势之下的被迫选择,伴随着抗日大业的推进,伴随着抗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国民政府对日、对中共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一面坚持抗日,一面积极反共。从1935年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转变对日妥协态度,到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抗日战争胜利,10年间国民党召开了十余次中央全会,国民政府对内、对外的态度也伴随着国民党历次重要会议而发生转变。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法理上的权威性,作为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委员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中央常务委员的选举、中央各部会的组织与人选的决定、地方党务人员的选派、党费筹措与支配、各项党务工作和施政绩效的检讨与改进等诸多事项进行审议和决策。因此,国民党历届历次中央全会对其下一步的阶段的工作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及其制定的各项政策,有利于加深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中日关系的理解。本文拟从国民党五大到六大这十二次会议的角度,分析这10年间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演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