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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实施,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公约》,我国刑事立法与《公约》的立法衔接提上了日程。《公约》是迄今为止治理腐败最完整且具全球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件,不仅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也为各国完善国内法提供了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贿赂犯罪的规定与众多国际公约中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并不协调,并且在某些罪的构成上,国际公约与国内法有着不同的具体规定。在公约必须信守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下,要想使《公约》中的规定在我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就必须正视国内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对于国际公约的回应与完善问题。鉴于中国现代刑事立法时间较短,所以在重新修订法律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外国法。
本文将主要针对公营部门内贿赂犯罪进行比较,虽然浅显,希望对我国的贿赂立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视角。论文写作中,结合贿赂犯罪国际立法和外国法,主要内容如下:
一、贿赂犯罪的国际立法沿革。贿赂犯罪的国际立法从无到有,从区域立法到统一立法经历了一个过程。
二、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立法完善。犯罪主观方面包括犯罪故意或过失、犯罪目的以及犯罪动机。笔者认为在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需要完善的地方有行贿罪的行贿目的、贿赂犯罪主观方面证明方式。根据《公约》第15条的规定,行贿目的是为了使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于行贿目的有明确规定,即行贿必须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笔者认为对于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样的要件应该取消。行贿罪的本质是行贿行为,即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行贿人主观上谋取何种利益并不决定行贿罪的本质,只能反映主观恶性的大小,只具有量刑的意义。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法的做法,德国法把“违反职责或者可能违反职责”作为新罪名的最重要的要件。
《公约》第27条规定:“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所需具备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腐败犯罪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许多国家以推定的方式降低证明标准、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以体现严厉打击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如英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印度规定对腐败犯罪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我国可以借鉴国外反贪污贿赂的成功经验,确立贿赂推定法则,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移转,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于推定的适用进行规定。
三、贿赂犯罪客观方面完善。贿赂犯罪客观方面的立法完善主要包括行贿罪的行贿方式、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以及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在贿赂犯罪的行为方式上,国际公约、各国国内法都规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大多数是多种行为方式并存。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给予只能是实际交付,为了符合国际立法的趋势,应该尽快修改我国行贿犯罪的行为方式;对于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该做广义上的解释,一般情况下是指利用本人因现有职务而主管、负责某种公共事务的便利条件,也包括虽然没有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但是却利用了与自己职务有直接关系的便利条件,即自己职权与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国际公约与外国刑法,均认为贿赂犯罪的范围不仅是财物,而且包括其他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建议我国扩大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规定为“不正当好处”。
四、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职员罪、斡旋受贿罪。我国的斡旋受贿与《公约》中影响力交易罪在犯罪主体及客观方面均存在不同,笔者建议保留斡旋受贿罪这一传统称谓,对其构成要件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