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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被一再地提起。尤其是五四时期,在知识阶层的心目中,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不明确回答、处理到位,必将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时,学术流派众多,话语各异,使思想界一时呈现出争奇斗艳的景象。在这样的场景中,有的流派在历史的很多场景中,多能给人一种耳熟能详的亲近感,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人民常常歌颂他,借助于历史的回忆表达对现实的观照,新文化派就是其中的典型；有的随着历史的流淌,平淡如水,有时甚至被人遗忘,可是又常常被想起、掂量,最终没有失掉他内在意义的绝响,学衡派就是其中的典范。
五四时期,活跃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最璀璨的明星是新文化派,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有着惰性,必须从根本上将其解构。相反,1922年成立的学衡派,认为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主义元素,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当学衡派成立时,新文化派已经开始分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衡派展开了对新文化派思想的盘点,以及自身思想体系的构建。因此在历史的语境中,学衡派成了新文化派的对立群体。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学衡派反对的不是新文化,只是反对新文化派激进地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式。他们也期待中国建设新文化、走向现代化,但是反对新文化派先破后立的路径选择。因此,面对新文化派掀起文学革命,高喊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时,他们认为应该以学术至上为标准、以追求真理为原则,进行精审的研究,整理出中国文化的精华,和世界文化展开对话,在此基础上很好的融化新知。面对新文化派片面的提倡民主、自由、平等时,他们主张民主、自由、平等不能混淆,绝对的自由不是健康的自由,自由要有责任来制约,平等只是机会的平等,不是财产的平分。
学衡派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浇灌以及对法兰西风格的反思。因此面对社会现状,他们主张先立后破,进行渐进的改良。鉴于学者的身份,他们坚持精审地研究各家学说、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寻求中国的国性,有辨别地学习西方,为共和打好基础。
总之,新文化派和学衡派都是追求新文化的群体。只不过前者主张先破后立,后者主张先立后破；前者有着先验理性的勇气,后者有着经验理性的细致；前者有着大陆价值理性的魄力,后者有着英美工具理性的执著。前者在解构文明的同时,后者坚定了建构文明的热情。在解构与建构的互动中,二者共同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殊途同归!
可是在历史的语境中,学衡派被贴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在汉语的语境中,保守主义与守旧派有着接近的内涵,因此历史对学衡派的评价多是停留在反面的指摘。相反,新文化派被贴上了自由主义的标签,在汉语的语境中,常常是被讴歌的对象。其实,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西方传来的名词,在原始的语境中,二者固然有着区别,也有着很多的相通。因此,本文把新文化派与学衡派的思想放入世界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以历史的案例为剖析的起点,来进一步厘清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距离和关联,为学衡派身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标签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回答:为什么近现代中国只出现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没有出现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