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二十年来，在汇率制度变迁趋势和汇率制度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两个领域中，都出现了诸多新命题。这同时也引起了学者的激烈争论。在汇率制度变迁趋势领域中，"中间空洞论"(Echengree，1994;Obstfeld，Rogoff,1995;Summers，2000)认为介于固定、浮动汇率制度两极之间的各种中间汇率制度趋于消失。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和拥护者纷纷从理论与事实两个维度论证各自的理论，而这又带来了新结论--"害怕浮动论"与"原罪论"等等。逻辑上来说，不管从理论出发，还是从经验出发，汇率制度研究最终都要在认清事实的基础上经受起历史的检验，方能成为定论。但是，由于最基本的汇率制度分类这一问题都众说纷纭，所以汇率制度变迁趋势领域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研究都令人生疑。 另一方面，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也让人困惑。第一，Ghosh等(2000)采用经过修正的官方(de jure)分类方法，指出货币局制度下增长最快，传统的钉住制度(regular peg)最慢;低收入国家的结果取决于使用增长水平使用GDP还是人均GDP作为指标，因此结果不稳定。第二，Levy-Yeyati、Sturzenegger(2002)使用自己的分类系统（LYS分类），发现浮动汇制下增长表现最好，固定次之，中间最差;非工业化国家中，浮动最好，固定次之，中间最差。以上结论用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估算差别不大。第三，Reinhart，Rogoff(2002)也使用自己的分类系统（RR分类），并将汇制分到浮动、钉住、有限弹性(limited flexibility)和有管理的浮动(managedfloat)几类当中。他们以人均GDP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各种汇制表现由好至坏依次是:有限弹性，有管理的浮动，钉住汇制和自由浮动。第四，Edwards(2002)对美元化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研究显示20个de facto美元化的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显著低于其他国家。可以看出，这些研究都需要首先明确汇率制度的分类，然后才能够进行计量研究。然而各家学者利用的分类体系几乎都不相同，所得结果具有差异也就可想而知。基于这些大不相同的结果，每位学者再继续进行解释，势必将可能源于汇制分类的差异，引入到最终理论观点的不同上来。 两方面的争论都迫使人们回答:近十五年来汇率制度研究领域的"新突破"中，有所少是理论的进步，又有多少是基本事实不清楚而发生的误解?究竟当前围绕汇率制度分歧的，是不同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对立，还是来源于学者对于汇率制度分类缺乏统一的认识，从而将技术上的争论上升到了理论上面?本文认为答案是后者。 理论上，不管是哪方观点，分析的基石也都还是最优货币区理论、三角不可能定理等经典工具。虽然有关"制度完善性"的努力值得关注(Aaron Tornell，Andrew Velasco(1995);Carmen Reinhart, Edwards(2001); Vincent Reinhart(2003);Obstfeld，Rogoff(1995);Bordo(2003)等等），然而从分析框架、分析技术等角度来看，实在难谈多少创新。 "技术"上的问题，正是汇率制度分类不同导致的。对于同一国家同一时间段内的汇率制度，在不同的分类体系之下会被归结到大相径庭的两类当中。如果是中间汇率制度被误认为是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分类将会偏向于支持"中间空洞论";如果高增长国家的汇率制度更多被误认为是某一类，那么这一类国家显然在宏观变量关联研究中也将获得显著的回归系数。 本文因此着力于测度这些分类方法之间的分歧大小，来验证当前汇率制度观点分歧至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分类体系分歧这一命题。在得到结论之后，本文也将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测度的方法是基准模型分析。如果控制住其他变量，并采用相同的计量设定，如果不同汇率制度分类对于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解释差异很大，且难以消除，那么就可以认为是分类制度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因此，首先选取了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这两类因变量，构造计量模型来进行比较。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当前学界已经有较为成熟的计量过程和结果，从而能够提供合适的参考，避免计量模型设定偏误带来的问题。本文计量的主体部分采用Levy-Yeyati与Sturzenegger于200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中的模型作为增长率回归基准设定模型，采用Ghosh等(1997)的模型作为通胀率回归基准设定模型。 由于各家分类体系不同，所以这也需要进行统一。本文选取了文献中最常使用的六种分类。由于各分类涉及样本性质也不同，所以本文尽力选取它们之间可比的重合段来进行分析。本文中，时间跨度统一为1970-2007年年度数据，空间跨度为国家和地区交集。另外，各分类系统所给出的汇率制度类别也差异不小，所以进行了较为粗糙的处理，将其归并到浮动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其他"这四类当中。划分的依据是:对于已经明确指出划分方式的分类，本文基本按照各分类作者意图进行简化分类;对于未明确说明的分类，本文按照Frankel(2003)中所给出的原则进行划分。各分类及其对应的简化情形，都在文后附录中给出。 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跨分类差异持续存在。在增长率及其波动、通胀率及其波动的研究中，现有的主要汇率制度分类回归结果上差异巨大，甚至部分汇率制度类别结论在不同分类体系下截然相反。这表现在汇率制度虚拟变量系数的符号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常常是显著的。这种跨分类差异在稳健性检验之后进一步得到证实。第一，汇率制度虚拟变量系数方面，工业化国家增长率和增长率波动的检验中，所有显著系数的结果一致，但是整体来看差异只是程度降低，但并未消失;通胀及其波动的检验中，不同汇制分类下的结果差异程度反而有扩大的迹象--非工业化国家的回归系数基本上继承了全样本结果，并且系数绝对值变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跨分类差异的程度。第二，在区分了不同汇率制度分类间"相似"与"完全不同"两种分类结果样本点之后，尽管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系数显著性普遍下降，还是在"相似"子样本集合上找到了差异变小但稳定存在、"完全不同"子样本集合上找到了差异变大的证据。第三，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研究上，文章更换了样本与方法。再次取得模型可信度之后，依然证明了跨分类差异的存在。第四，对于全样本增长率的内生性检验中，检验的最终效力由于和基准结果有所差异而丧失了部分可信性，但是依然未能提供证据说明跨分类差异消除，最多提供了减弱的迹象。 由此证实了本文的基本观点。而作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文认为应当从国别分析入手。之后的工作应当选取导致不同分类技术下出现不同分类结果的样本点，来具体研究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什么事。这将是耗时漫长的过程，然而可以看作解决分歧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