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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就像一个品牌的形象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巨大的效应一样，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国际新闻传播研究表明，国家形象，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论是完整的还是片面的，都在国际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反之，不良的国家形象则会使国家处处受挫。 冷战的结束，作为共产主义代名词和处于意识形态冲突前沿的苏联解体了，而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一方面，意识形态冲突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向中国包围过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加强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肆意攻击、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频率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有专家指出，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不算什么问题，对于那些没有崛起的愿望、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面临严重挑战的国家也没有太迫切的要求，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大国，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经济不断发展、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说，国家形象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基于以上对于国家形象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研究重要性的理解，本文采用新闻框架理论，选取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这两份在世界上较具影响力的西方主流报纸为研究对象，利用Lexis-Nexis数据库，通过输入关键字词的方法获得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框架分析，从而得出自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到2004年8月雅典奥运会3年间两报对华报道的变化、中国国家形象的变化，并对其进行原因分析，最终提出中国媒体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战略。 根据框架分析，《纽约时报》3年来对华报道所体现的中国国家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1年对北京成功申办2008夏季奥运会的报道所体现的是一个存在人权问题、独裁统治的中国形象，对这样一个国家能否成功主办奥运会表示怀疑;2002年《纽约时报》对其一向很少关注的中国党代会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报道，在第一时间摘录了中共十六大报告，对中国政府在人权、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对即将离任的中共领导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2003年对中国SARS疫情的报道中，在2003年4月2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外界公布中国感染SARS病毒人数、中国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相继被撤职后，《纽约时报》一改之前对信息公开和中国政府战胜SARS病毒能力的质疑态度，体现了一个积极应对SARS疫情、勇于承担责任的中国政府形象;2004年该报对中国奥运代表团在雅典奥运会上表现的报道中，没有了3年前对北京主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质疑态度，不仅对2008北京奥运会充满信心，还预 测中国将会以一个体育强国的姿态展现在2008奥运会上。当然，在《纽约时报》3年来对华报道的变化中，依然可以看出其对于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关注，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摇摆不定的态度。 《泰晤士报》3年来对华报道所体现的中国国家形象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基本保持着对中国的原有认识:2001年对北京申奥成功的报道强调了国际奥委会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中国北京是在“赌博”（gamble），反映出一个在人权、民主方面存在问题的中国国家形象;2002年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既体现出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神秘性，又认为中国是一个依靠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正逐渐成为中国富人阶层的扶轮国际社;2003年对中国SARS疫情的报道，体现出了一个充满恐怖气氛、人心惶惶的中国社会，以及一个根本没有能力战胜SARS疫情、不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形象;2004年对中国奥运代表团在雅典奥运会上表现的报道中，抓住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决赛上的不理智行为、中国奥运场馆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西藏独立分子反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等细节报道，体现出一个问题重重的中国国家形象，对北京能否成功举办2008奥运会依旧表现出一种怀疑态度。 《纽约时报》3年来对华报道所体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较大变化与美国政府自2001年“9· 11”以来对外政策的改变紧密相连。“9·11”之后，美国政府对传统的安全观和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小布什政府不得不暂时放下单边主义而采取多边合作的方式推进外交的政策调整，中美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导致了美国媒体“9·11”之后对华报道基调的改变。但是，中国和美国毕竟分属有着不同主流价值观的东西方，而且具有不同的国家利益，所以即便是在双方暂时搁置其他矛盾与分歧构建“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媒体依旧会拿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做文章。 英国政府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对华政策的一贯性，在民主、人权问题，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中英两国长期存在的分歧导致3年来《泰晤士报》对华报道所体现的依旧是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原有认识：中国是一个不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能力举办2008夏季奥运会的国家。 如何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如何让西方媒体不再通过其经常炒作的民主、人权、台湾、西藏等热点问题来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从而恶化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得依靠中国媒体承担起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制定自己的国际传播战略，向世界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第一，不回避突发性灾难新闻事件，坚持信息公开和客观报道原则;第二，正视文化差别，坚持差异性报道。塑造一种中国是世界大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