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纵论角度研究张爱玲的自译小说《金锁记》

• 作 者: 王旭梅
• 出 处: 苏州大学
• 发表日期: 2019年01期
• 关键词: 《金锁记》 张爱玲 操纵理论 自译

上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首先在西方文学界兴起并迅速蔓延至翻译领域,翻译研究也从传统语言学转向文化机制研究。作为“文化翻译”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首先提出“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控”,并提出翻译操控三因素说—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出发,本文旨在探讨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影响下对文本的处理方式。但作者与译者在翻译风格、技巧及理解力等各方面的差异始终横亘面前,使研究停滞不前。为摆脱上述因素的干扰,本文作者选取自译本作为其研究对象。对自译的质疑之声,在翻译界不绝于耳。但不论自译抑或是他译,译者均无法避免对译文进行操纵,既然如此,自译不应再遭受不公对待。实际上,相较于他译,作家对自己作品直接进行翻译更具有思想的一致性与技巧的连贯性。操纵论强调了操纵存在的注定性、合理性与必要性。笔者认为,用该理论来为自译正名,再合适不过。因其独特的文风和巨大的文学创作成就,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恒星”,其文学创作广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更是浩如烟海。然而,张爱玲翻译家的身份却未得到相应的关注,对其自作自译的研究亦是寥寥。张爱玲著名中篇小说《金锁记》深受读者喜爱,业内学者亦对其大加赞赏,张爱玲更是前后三度将其译为英文,足以显示其重要性及研究的必要性。而在三版英译本中,The Golden Cangue 不仅最受读者与学者称道,也是最忠实原文的一版译作。鉴于此,本文作者选取了《金锁记》的自译本The Golden Cangue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对操纵论进一步阐释和应用中发现,操控论过于强调译者“受操控”性,针对译者自身对翻译行为“操控性”的研究可谓是寥若晨星。基于这一事实,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出发,本文探讨了张爱玲作为自译作家,在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影响下对文本的处理方式,另外,通过分析译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及成长过程中积累的诗学等因素,本文同时强调了:译者既是被操控者,也是操控者。本文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义在于:首先,它肯定了张爱玲翻译家的身份以及她作为自译者在翻译方面所享的独特优势;其次,本文选取了张爱玲的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排除了作者与译者翻译风格与技巧差异的影响,能更直接地揭示出译者本身对翻译文本的操控性;最后,本文同时强调了:译者既是被操控者,也是操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