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尤其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的空间分布广、发展速度快,已经成为加速全球变暖的主要根源。当前,我国农业碳排放已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17%,并仍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实施碳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已经非常紧迫。2009年,我国已经在国际社会公开承诺,以2005年为基准,届时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强度减少40%—45%,包括农业在内各部门、各行业都将为节能减排而努力。2012年第二批低碳省区和试点城市的敲定,节能减排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各地开始争上低碳项目,有些方面甚至比国外发展还快。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通过低碳发展实现国际承诺的决心和行动。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大区,农业可直接利用土地面积占全国10%以上,以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成为我国重要的粮、棉、果、畜基地。但在满足国内产品供应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农地碳排放。新疆自然环境先天脆弱,农业生态系统对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的反映极为敏感。因此,准确把握新疆农地利用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新疆农地利用的现状分析为基础,基于农地利用过程中的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翻耕和灌溉6各方面的碳源,测算了新疆1993年—2011年及各地州2011年的农地利用碳排放量,并利用Kaya恒等式对新疆农地利用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农地利用碳排放增势明显,由1993年的94.79104t增至2011年的320.18104t,增幅达2.38倍。其中,化肥是新疆农地碳排放的最主要碳源,2011年排放量为164.52104t,占新疆农地利用碳排放总量超过50%;农膜、柴油、农药、灌溉、翻耕分别导致了29.60%、12.51%、3.03%、2.98%、0.49%的碳排放量。(2)新疆农地利用碳排放时序特征明显,1993年至2011年间总量和强度均呈现出明显的“快速—缓慢—快速”的三阶段增长特征;从空间特征来看,新疆各地州的碳排放空间差异明显。并根据各地州农地碳排放总量、强度、和聚类特征差异,将其分为高排放总量、高排放强度,低排放总量、高排放强度,高排放总量、低排放强度,低排放总量、低排放强度四个层次。其中,塔城地区、巴州和阿克苏地区属于“高—高”型地区,吐鲁番地区、博州为“低—高”型地区,昌吉州、喀什地区为“高—低”型地区,乌鲁木齐市、哈密地区、伊犁州直、阿勒泰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均为“低—低”型地区。(3)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分别导致不同程度的农地碳增量。其中,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贡献最大,累计产生了149.43104t的碳排放增量,占新疆农地利用碳排放增量的66.53%;农业结构因素累积产生了43.60104t的农地利用碳排放增量,占19.41%;农业劳动力规模因素累计产生了23.10104t的碳排放增量,占10.29%;农地利用效率因素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农地利用的碳排放,但也产生了8.46104t的碳增量。(4)根据前文的分析,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一是提高农业生产资料利用效率,切实推动农业节本增效;二是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方向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三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走两型农业之路;四是鼓励和扶持农业环保产业的发展;五是加强文化教育和环保宣传,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