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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看似一对完全相对立的概念，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理所当然被很多人理解为一种互相排斥、势不相容的关系.然而，在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起到如此之大作用的两股思潮之间如果单单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也很难想象后世诸多哲学流派的思想根基缘于何处. 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一对历史性的概念，更是在现当代哲学中凸现出的现实范畴。它们在历史上的关系预示了其在现当代的内涵及发展态势，而这一发展走势也进一步发展了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内涵。 人本主义一词对应于英文的Humanism，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然而，Humanism一词本身有多种译法，国内学界一般把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用法译作“人文主义”，而把在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的用法译作“人道主义”，只有在现代哲学时期的用法中，才把它称作“人本主义”，对应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含义。本文所重点考察的人本主义，正是指最后一种译法。 理性主义一词对应于英文的Rationalism。对这个英文单字的使用经常和另外一个单字混淆，这就是“Rationality”。后者其实是“理性”的意思，和理性主义乃是两个不同概念.理性主义指的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治倾向性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近代，理性主义成为先进思想家批判宗教神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理论武器，到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那里，理性主义发展到顶峰。而理性则是对一种人类本质能力的指称，不具有政治或时代色彩。 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而经历了近代启蒙运动时期，它们的这种关系愈加紧密。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近代启蒙，它们所拥有的一个共同的时代特点就是:深刻批判传统宗教神学，肯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于人本身;同时，以知识理性抨击蒙昧主义，讴歌自然，用科学理性代替教会的无知妄说。这些时代的特点集中地反映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这两个时期的关系上。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这两个时期是进步思想家所同时举的两面旗帜，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都在主张发扬人的伟大，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使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大放光彩的同时，发现了人的理性至上性，叩开了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大门. 然而，这种原本紧密结合的关系随着理性主义在近代对理性的倡导走向极端而逐渐走向分离.理性万能由于取代了上帝的万能而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精神构件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了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 随着叔本华、尼采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诞生，现代人本主义和传统理性主义发生了分流。不只是现代人本主义和传统理性主义发生了分流，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所体现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和实用主义、科学哲学等流派所体现的现代理性主义思潮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 这种分流和紧张的趋势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在人本主义思潮和理性主义思潮各自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之后，二者都开始建立一种恢复对话的机制.这种机制的内在基础就是走向生活和实践的逻辑。二者都开始在走向生活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融合. 面对这种现代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流合流的趋势，要深究其中的内在逻辑所在，就要深刻认识到，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二者是怎样在逻辑上保持其内在沟通的，而这一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影响下，又是如何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形态的。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历史现象所迷惑，才能在把握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实现对二者关系的真正认识。 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逻辑关系涉及到主观和客观、思维与存在、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关系问题。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二者何以统一？一一通过实践。只有通过实践，主观和客观、思维与存在才能达到统一。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并没有绝对分裂的鸿沟，实践是它们之间联系的桥梁.人在实践中超越了主观和客观的对立，主体通过实践改造着客体，而客体也通过进一步的实践，塑造着主体.主体和客体通过实践实现了统一. 关于社会实践是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统一之理论基础的论述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这部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形成自己实践观点的马克思经典著作渗透着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而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丰富辩证关系也正是在这部光辉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本文有关实践的论述，正是立足于这一文本。 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逻辑关系表明了偏执于人的非理性或理性任何一方的理论都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在人们的实际认识活动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理性在认识过程中起支配、定向和指导作用，非理性在认识过程中起驱动、激发和诱导作用。人以理性为主导从事社会历史活动，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以理性知道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通过实践，人的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得以联系起来.人既不是绝对的非理性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理性存在，人是现实的实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