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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总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凸现,为应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政府对企业的环境规制力度日趋增强。环境规制的趋紧对经济的影响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理论研究普遍关注的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忽视了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质量维度的划分,来探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各个层面的作用机理,以达到其与经济增长质量更加有机的结合。这不仅拓宽了巳有的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使得本文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特点,本文将经济增长质量分为动力机制转变、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和谐、开放稳定共享和人民生活幸福五个维度。考虑到环境规制已支付成本,本文采用地区成本占比与全国成本占比的比值来衡量全国环境规制强度。测量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东部地区各省市经济增长质量得分可分为两个集团,第一集团由北京市与广东省组成,第二集团由其他各省市组成。中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很大不同,各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得分差距不大,整体变化趋势高度相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得分特点结合了东中部地区,2008至2009年期间整体得分差距不大且变化趋势高度相同,2009至2015年期间呈两集团分布,第一集团由重庆市与甘肃省组成,第二集团由其余七个省市地区组成;在环境规制方面,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东部地区,低于西部地区。最后,本文采用2008—2016年全国29个省份相关数据,应用DEA模型、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采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门槛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确实显著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但促进效应在东、中、西三部分地区间有所差异。环境规制对中部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东部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小于其对西部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通过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发现,该效应为双门槛效应,门槛值依次为0.715、0.818。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715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0.715低于0.818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抑制作用减轻;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0.818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转变为促进作用。结合本文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为有效践行绿色发展观,政府应将环境规制与中低端产业的优化升级融合推进、提高中、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快制定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