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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回应性是当代公共行政领域的重要问题。在世界环境千变万化、新事物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建立一个能够及时回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成为当代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追求。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同时表明，政府只有具备及时回应的能力，即满足社会中不断涌现的、通过各种形式所表达的民主、公平、效率、经济等各种基础性价值，才能在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推动政府自身的发展。必须看到，无论当代各国政府采取何种政治体制和组织形式，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始终是通过官僚的行政管理活动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回应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僚回应能力的强弱。 在政府各级各类官员中，高级文官对于实现政府对社会的回应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政府治理的中坚力量和精英人士，高级文官普遍承担着将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宏观规划解释、转化为各项操作性强的具体政策这一艰巨任务，同时，在大量政府事务已经通过合同、外包和契约等方式转移到政府外部完成的现实情况下，高级文官承担着广泛而重要的监督职责。正如张成福教授所指出的，高级文官是政府最重要的资本和资产，在国家和地区的治理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高级文官这些职责和功能的发挥，本质上就是要保证政府对公众要求的民主、公平等政治价值的回应，以及满足这些政治价值目标在实现过程中的效率目标，也就是政治回应和技术回应。 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对社会的回应性最终转化为官僚对政府民选官员的回应性，因此，要想提升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就必须提升官僚对政府民选官员的回应性，鉴于高级文官在政府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和作用，提升高级文官对民选官员的回应性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有必要专门针对高级文官创建一种科学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使政府不仅能够吸引众多优秀的高级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制度保证高级文官对政府民选官员的回应性，从而实现和提升政府对社会多元目标的回应能力。 近代美国高级文官制度正是提升高级文官回应性方面的典型实践之一。美国高级文官制度是卡特总统于1978年正式创建的，它是对传统功绩制的一次重大调整--废除了职位在人原则和职业保护，引入了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实施了绩效考评并以考评结果作为个人工资、奖金、晋升、休假等福利待遇的决定因素等。卡特指出，高级文官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整合高级文官这一重要人力资源来提供一个更有效率和更具政治回应的联邦政府，换言之，通过提升高级文官的回应性从而实现政府对社会的回应性，包括政治回应和技术回应。美国高级文官制度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围绕着实现和提升高级文官对总统的回应性，来对联邦政府高级文官人力资源的获取、使用、培育、裁减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我国与美国高级文官相对应的官员是中央政府的司局级领导干部。目前我国在提升司局级领导干部的回应性上，已经从制度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谨慎而大胆的探索，尤其是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以及进行监督方面，收到了显著成效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同时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现实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好委任制司局级领导干部和选任制司局级领导干部的关系等等。必须看到，当前司局级领导干部人事改革是在我国领导干部人事改革的大范畴之下进行的，当前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仍然集中于选拔和监督方面，这只是人事改革的初级阶段，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管理方面，今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考察当代其它国家尤其是高级文官制度的先行者之一的美国在提升高级文官回应性方面的经验教训，努力找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可行途径，从而加速推进我国司局级领导干部的制度建设，是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本文主要研究美国联邦高级文官的回应性问题，重点是高级文官制度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以实现和提升高级文官的回应性，以及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之间的平衡问题。为此，本文有三大假设，(1)高级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实现一个有效的和更具政治上回应的联邦政府负有重大责任，即政治回应和技术回应;(2)高级文官制度的各项制度设计致力于提升高级文官的回应性;(3)高级文官制度注重平衡高级文官的政治回应性和技术回应性。 从正文来看，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即美国高级文官的回应性。第二章论述回应性视角下的美国高级文官角色。第三章分析美国高级文官制度的历史背景以及创建过程。第四章阐述高级文官制度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提升高级文官的回应性。第五章具体分析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第六章总结美国高级文官制度的启示，并探讨中国学习和借鉴美国经验的可行性，从完善现有司局级干部选拔和监督以及大胆探索和实践新的改革方式和手段上提出了中国建立高级文官制度的路径选择。 具体来看，第一章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首先指出了研究背景，并对国内外有关高级文官回应性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指出了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以及研究意义，并介绍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章论述了回应性追求中的美国高级文官角色。首先阐述了回应性的两大基本问题，对谁回应和回应什么，具体到美国社会，联邦政府的回应对象应当包括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政党、利益集团、公民和媒体等，回应内容从根本上看包括政治回应和技术回应两大方面。其次从历史角度对行政人员的角色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美国高级文官的最根本角色是代理人这一工具性角色。再次分别从政治回应和技术回应的视角下分析了美国高级文官的具体角色。 第三章主要阐述美国高级文官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创建过程。高级文官处于政治与行政交叉的敏感之处，对提升政府的政治回应和技术回应负有重要责任，考察高级文官的回应性，必然要考察高级文官制度。本章从政治行政关系入手，指出美国公共人事行政演变大致经历了古典公共行政时期、公共政策时期以及新公共行政时期三个阶段，由此揭示了高级文官制度创建的历史必然性。高级文官制度创建经历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本章随后对高级文官制度具体创建过程中的各种标志性历史事件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概括总结。 第四章论述了高级文官制度是如何提升和平衡高级文官的回应性。首先指明了高级文官制度创建的理念和目标，即通过整合高级文官这一重要人力资源来创建一个更有效率的和更具政治回应性的联邦政府。其次从文本上对高级文官制度的若干措施进行解读，重点分析了高级文官的录用过程等方面，这主要是考虑到当前我国司局级干部人事改革已经进行到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以及监督这一阶段。最后对高级文官制度为提升回应性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了总结评价。 第五章具体分析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的冲突和紧张关系。首先指出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存在着广泛的冲突这个事实，并以若干案例加以佐证。其次具体分析造成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冲突的原因，包括技术原因、价值原因和体制原因三个层面。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这个问题单列出来，是因为我国目前将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作为任用的一种方式，研究美国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之间的冲突，有利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探索符合我国委任制司局级干部和选任制司局级干部特点的管理方式。 在前面五章的基础上，第六章指出高级文官制度是提升我国司局级干部回应性的路径选择。我国中央政府中的司局级干部是和美国联邦政府中的高级文官相对应的。本章首先总结了美国高级文官制度的若干启示，详细分析了我国建立高级文官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最后尝试着提出了针对我国司局级干部建立高级文官制度的可能思路。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首先在于深化对美国高级文官、高级文官制度的理解和认识。研究美国高级文官有助于理解美国公共人事制度渐进改革模式。以功绩制为主体的美国公共人事行政，面临着如何加强政治回应性和实现公共行政的效率这一困境，不得不将改革目标转向了高级文官，试图通过高级文官来解决这个矛盾。其次，通过对美国高级文官的回应性研究，深化对公共行政领域最基本问题--政治行政关系的理解。再次，为我国的高级文官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且为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高级文官制度提供了一定借鉴。无疑，美国高级文官的改革经验不可能为照抄照搬，但是它的实践仍然是值得深思的，那就是，在当代中国是否有必要根据我国国情来规范对高级文官的管理，如果可能，那么从美国高级文官的改革中又应该借鉴哪些经验和避免哪些教训，这为今后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选题的创新。从目前检索到的资料来看，关于国外高级文官的研究，国内主要是对它进行制度上的介绍和描述，暂时没有针对美国高级文官回应性的专门研究。本文以此为研究主题，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一方面，从回应性视角来研究美国高级文官，尤其是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的回应性。另一方面，拓宽了对回应性内涵的理解，将效率、经济等技术目标也纳入回应性的框架内，从技术回应和政治回应两个方面来考察高级文官。第三，研究内容的创新。从回应性角度来研究高级文官，以及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之间的冲突关系。 但是，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一是将政治任命高级文官和常任高级文官的回应重点分别从政治回应和技术回应两个方面来分析，可能在内容上造成某些割裂。二是对政治回应和技术回应间的失衡，分析的不透彻和不深入。三是实证分析不足，并且在案例分析中对案例的选择仍然存在着不全面和不够典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