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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杜诗阐释素有"千家注杜"之称，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不仅是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课题，也是目前杜诗阐释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宋代杜诗阐释在整个杜诗阐释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从注释学角度而言，宋代注杜不仅开启注杜之先河，同时也是中国诗文别集阐释的历史突破。在某种程度上，宋人的杜诗阐释，是整个杜诗阐释的奠基者。没有宋人对杜诗及时的整理与阐释，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很难想象现在的杜诗还能够遗存多少，而后代的杜诗学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鉴于宋代杜诗阐释具有如此重要的承上启下之历史地位，本文将对宋代的杜诗阐释作一个整体系统的关注，力图勾勒宋代杜诗阐释的发生、发展的总体轮廓以及杜诗阐释与宋代诗学理论建构、宋代文化迁变等多方面的内在联系。 本文约二十万字，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提出了在中西诗学视野下的杜诗阐释差异问题，并简要论述宋代杜诗阐释的重要地位、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宋代杜诗阐释与宋调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是杜诗整理和阐释的高潮时期，但宋人为什么醉心于杜诗之阐释，尤其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他们除了以推崇杜诗精神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砥砺士风、提升人格的时代因素之外，为建构迥然别于唐音的诗歌范式而在杜诗中寻找理论支撑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而到江西诗派，老杜句法更是一面幌子，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高法器。严羽批评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特色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些风格特征的形成，都明显与宋人对杜诗的阐释有割不断的历史联系。任何阐释都有自己的目的性，都是在为建构一种理论奠基。宋代的杜诗阐释亦同样如此，其本意并非在探解杜诗的原初内涵，而是为宋调的形成寻找理论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代的杜诗阐释，则后人所批判的宋人对杜诗的"误读"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真正目的。 第二章主要介绍宋代"千家注杜"的历史概况及其这种现象形成的历史背景。千家注杜至少在南北宋之交已初具规模。这一时代，正是江西诗派一统江湖时期，杜甫已经成为时代诗人膜拜的对象，而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雕版印刷的技术革命，商业流通的繁荣都无不推动了杜诗注本的刊刻与流通，为形成千家集注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在宋以前，诗文别集的注释，一直是无人涉足的约定禁区。宋人摆脱唐前的历史旧习，大刀阔斧的抛弃此前的语言训诂，反对《诗序》，同时将注释领域向此前无人涉足的别集推进，体现了宋人巨大的变革魄力。宋人向诗文别集注释的迈进，不仅是宋学精神发展之必然，也是整个宋文化因长期积淀而实现的历史突破。在宋代的杜诗注释中，又呈现出南北士人关注迥然不同之差异，南人注杜占据绝大部分，而在南人注杜中，尤以蜀人为最。这些现象的形成，都莫不与北人重经术而轻辞章，南人长于辞章之学的区域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 第三章主要探讨宋代杜诗的拟经阐释和集注现象。在"诗史"说盛行，诗与史的联结获得普遍共鸣之后，宋人"诗圣"观点的提出，又进一步将杜甫向孔、孟推进。随着杜甫人格的"圣化"，杜诗也正相应"经化"、"正典化"。杜诗与《论》、《孟》一起进入学校，成为人人习诵的教材，甚至科举考试也以杜诗为出题范围，标志着杜诗与经的联结成功。随着杜诗与经的联结成功，则杜诗的阐释必然会进入经学阐释范畴，其阐释方式也将必然打上经学阐释思维的深刻烙印，杜诗的政治伦理以及道德阐释亦随之成为杜诗阐释的主流。此外，宋人将"集注"这种经史阐释的体例引入杜诗阐释，并且发展壮大，标志着诗文别集获得了与经学阐释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集注亦从此成为诗集阐释的一个基本模式。 第四章对杜诗的编年现象进行探讨。杜集编年本是宋人在杜诗整理编纂中所采用的一种诗歌次序的编排方式，但是随着宋人"诗史"意识的勃兴，作品系年遂成为杜诗阐释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环节。杜诗之编年不仅为人们理解杜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切入点，同时也开创了中国诗集编年之先例。杜诗编年实质上也是一种阐释观念的回应，它为诗歌意义的呈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时空语境。换言之，作品的编年决定着、制约着意义的产生，它是人们走入理解循环的基本起点。那么宋人为什么如此醉心于杜诗之编年？诗集的编年意识为何在宋代获得如此之勃兴？这些都无不与宋代诗歌批评观念以及史学观念的迁变有关。编年本是历史著作所采取的一种叙述方式，宋人将史学中的基本概念以及思维模式引入诗学批评，体现了他们对诗与史之间深层联系的敏锐把握。宋人之诗集编年同时还带动了年谱之学的创兴，使年谱成为诗集阐释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一切现象的出现，无不是以围绕宋人之杜诗整理为契机。 第五章主要对杜诗伪注现象进行研究。据周采泉《杜集书录》对杜诗伪书之属的考证，杜诗伪书达十五种，其中宋人伪作达十三种。由此看出，宋代是既是杜诗伪注的萌生时期，也是其发展的高潮时期。宋代伪注现象的发展壮大，是与当时的杜诗阐释观念以及时代对杜诗的阅读需求息息相关的。在宋人看来，杜诗理想的阐释者，必然须具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基本资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人们普遍相信只有学问渊博、识见超群、才华横溢者才是阐释杜诗的理想人选，也只有他们的阐释，才是真正有效恰当的阐释。与这种知识至上主义的阐释观念的相配合，伪托名人注杜的现象便应运而生。在杜诗伪注中，"伪苏注"以其伪造典故、杜撰史实成为学界最为关注和批判的对象。伪苏注之出现，绝不仅仅是一种诗学现象，同时还是一种在宋学影响下的一种文化现象。伪造典故之风在宋人主张自得，作文"断以己意"的传统下，并不是一件罕见之事。苏轼、释契嵩等人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亦曾经伪造经典故事。而宋人不仅不以此为耻，反传为文坛佳话。这些重意不重实的思想，显然为伪苏注的产生提供了发育的温床。 第六章主要讨论刘辰翁的评点阐释。刘辰翁的杜诗评点，打破了此前宋代杜诗阐释所形成的编年、分类、集注等笺注模式，开创了杜诗阐释的新格局，形成了杜诗评点一派。刘氏的评点阐释，不仅标志着整个杜诗阐释重心的改变，而且也预示着中国古代诗歌阐释重心的改变:即由笺注之学转变为评点之学。刘氏强调诠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灵对话和情感共鸣，在阐释中以情感取代理性，以灵悟取代知识，以个性取代历史，以印象取代分析。这种阐释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正是源于对于北宋以来，杜诗笺注走入穿凿附会、考证史实、释事忘义的深刻不满，从而提出了"可评不可注"、"妙处不可解"的观点，发动了一场反对阐释的评点革命。刘辰翁的反对阐释，同样是为了反对那些将杜诗纳入一定秩序中的经学化阐释，反对一切使杜诗丰富的意义世界日趋贫瘠的解构而提倡一种自由灵动的审美阐释。他从来不考察诗歌的创作背景与动机，亦不对词语典故来源加以考释，他只是凭自己的文学嗅觉，凭自己对诗歌的主观感受，依靠的是人类内在的共同的生命体验，从而作出审美判断。他的评点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是一种感性而非理性行为。加之刘氏本以诗、词名世，又处于时代天翻地覆之际，飘荡于残山剩水之间，种种破国亡家之感，国仇家仇之恨，都无不如一股宏大的激流倾注于他的艺术审美之中。他的评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的深沉寄托之作，充满了强烈的主体意识，成为宋明遗民阐杜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