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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朝后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闾巷诗人洪世泰(1653-1725)的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闾巷阶层是在朝鲜朝社会逐渐走向没落时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其介于两班士大夫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因此也被称为"中人"。出身于间巷的洪世泰虽然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但由于其世代传承的中人身份,致使其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基于这样一种生存状况,洪世泰始终对当时以身份归属作为评判尺度的不良社会风气愤愤不平,进而充分意识到身份和阶级的不平等是禁锢闾巷文人正常发展的思想枷锁。由此,洪世泰批判性地接受了两班士大夫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思想,积极认同并汲取其中的"性情之正"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倡扬"性情之真"与"性情平等"的诗学主张。洪世泰的"天机"论不仅批驳了两班士大夫文学庸俗的"效用论",而且为其后闾巷文学和其他民间文学崭新的文学观和创作理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洪世泰一生创作颇丰,现存诗歌2400多首,辑录闾巷文人诗歌选集《海东遗珠》,以及杂录在他人文集中的序跋、随笔等。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洪世泰的研究还比较零散,缺乏全方位而详尽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对洪世泰的"天机"论等文艺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的积极意义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与完善。鉴于此,本论文不仅将全面考察洪世泰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诗歌创作倾向、诗歌的主题思想及创作审美取向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还将对其"天机"论等有代表性的思想主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进而彰显出洪世泰文学深刻的思想性与独特的艺术性,并对洪世泰文学在朝鲜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做出客观而理性的评价。洪世泰所处的时代是朝鲜朝在经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后,衰败与变革并存的社会动荡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与无能,逐渐导致朝鲜朝社会封建身份制度的弱化,新思想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顺势兴起,商品经济也随之滋生蔓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班阶层也开始逐渐接受并认同新兴的"实学"思想。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逐渐走向没落。因此,存续已久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开始出现松动。这种情势在文化艺术领域中也产生了连锁反应,其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汉诗的勃兴。在此之前,汉诗创作一直为两班士大夫阶层所垄断与专享,其他阶层基本没有话语权。但从这一时期开始,两班以外的阶层开始积极投入到汉诗创作中来。其中,闾巷文人的汉诗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形成了与两班阶层分庭抗礼之势。洪世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朝鲜朝汉诗创作领域中异军突起,并在朝鲜汉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朝鲜朝前期(1392～1592年)兴起的、以李湟及李珥为代表的士林派所推崇的"文以载道"论,一直到朝鲜朝后期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诗学观。"载道论"中"天机"理念的核心为"性情之正",认为"天机"的出现取决于人的"性情之正",必须通过人的修为使性情去污存正,才能获得创作的"天机"。朝鲜朝初期的"天机"论,虽也使用了与"天机"相类的"天性" "性情"等范畴,但其本质上仍以"文以载道"为宗旨,同时,把"性情"仅仅视为道义规范内所产生的理性思维和崇高境界。朝鲜朝中期,许筠之"天机论"中的"性情"开始逐渐摆脱"理"的束缚,获得了观念上的解放。许筠认为诗只有玩味"天机",摒弃人为技巧,才能称之为"真诗"。从许筠开始,"天机"才被解释为人之性情的自然流露。同时,许筠还赋予"性情"以"真"的内涵,把诗歌创作归结为"真性情"的自由流露。继许筠之后,金昌协则把"天机"引入到诗话与诗评领域,认为只有"真性情"使然的"天机",才能创作出真诗,也最有可能接近唐诗的风采。洪世泰的"天机"论既与许筠、金昌协的理念相关,也有其独到之处。首先,洪世泰强调"性情"必须是真实的。只有"真性情"才能带动真正的"天机",此种"天机"才是文学创作的真正前提。其次,洪世泰"天机"论的独特之处是其在社会学视域内阐释"性情"的涵义。他认为既然"性情"无高低贵贱之分,那么作为社会一份子之个人的个性与人性也无等级之分,而且每一个体的个性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每一份率真的情感都应该获得充分抒发的机会。洪世泰虽才华出众,却命运多舛,由于中人身份使其未能在仕途上大展宏图。虽23岁时就已杂科及第,但直到46岁才被委以翻译官职位,甚至直到晚年也始终在低级别官职中浮沉。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地渗透于他的诗歌创作中,使其创作常常流露出自我与现实的矛盾情绪、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以及对"性情平等"与个性尊重的向往之情。同时,低级别的官宦经历,使洪世泰既认清了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黎民生存之苦,这些无疑成为其创作的动力与源泉。所以,对自我的认知与对民生的关切,是洪世泰诗歌创作的两大主题,故而其诗歌往往饱含着浓郁的人本主义色彩与温情的人性关怀。洪世泰诗歌创作所追求的审美理想,首先体现在其山水诗中。他运用平易的诗语道出最自然、最真实的情感。他的诗歌常常善于将外在现实与人的内在情感有机联系起来,在凡常的景物描写中寓含着深重的人性思考,进而传达出某种恬淡幽静、怡然顺畅的情感。其次,洪世泰的现实主义诗歌勇于直面现实,揭露社会不公,关心民众疾苦,敢于抒发内心的愤懑之情,使其诗歌呈示出豪迈悲愤的风格特色。由此可见,洪世泰诗歌的审美理想重在以情感人,在其情感评判中隐含着主体对现实人生的深刻体悟。在自我理想与外在现实的冲突中,洪世泰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命的真义所在,所以,其诗歌创作处处充盈着对个体生命自由的真切体验与礼赞。从生命美学的视角来看,作为审美创作主体的洪世泰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生命真谛的体认,是在刹那间的"顿悟"中获得的。顿悟就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超越,即只有超越了自我生命的现实形态,才会获得"逍遥游"式的美感体验。所以,洪世泰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对诗意栖居之美的诉求。总之,洪世泰的诗歌创作及其诗学理念,是当时间巷文人诗学观与审美理想的典型代表。同时,他的诗歌还是闾巷文学弘扬人性平等与人文精神的范本。他所处的时代虽是朝鲜朝走向衰落的阶段,却是闾巷文学开始萌芽的时期。洪世泰关于"天机"中的"性情"既要"真"又要"平等"的主张,不仅为其后间巷文人所追求的"性灵"论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其他艺术领域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特别是对庶民阶层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洪世泰的"天机"理念及其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底层文人甚至是底层民众的自我觉醒与个性自觉,对古代朝鲜汉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兴起,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