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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当政时期,中国的外交基本实现了近代化,外交行政体制是这方面的最主要体现。而该时期,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国外列强加紧侵华,但北洋政府的对外交涉却能正常运转,“修约外交”的既定外交政策亦得有序推进,部分已丧失的国权得以收回,职业外交官群体亦得以兴起。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北洋政府外交体制建设卓有成效。北洋政府的外交行政体制革新了晚清时期所存在的弊端。外交权力不再在是皇帝的私有属物,而是按三权分立之原则分配于国会、国家元首及司法机关。然而三者之间的外交权力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大总统的权力被国会及对国会负责的国务院严重限制；《中华民国约法》下,大总统的权力无限制扩大,国会沦落为总统府的咨询机构；《中华民国宪法》下,大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基本实现了平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下,执政不仅是国家元首,亦是国会主宰,更是政府首脑,集大权一身,这时民国民主共和设计下的彼此制衡荡然无存。这些变化对当时的外交产生深远影响,诸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对总统权力的过度限制是造成当时“府院之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又如《中华民国约法》下大总统权力的不受限制,使袁世凯能够不受干扰,专心领导外交部门与日本周旋,并获得一定的成效。而北洋政府名曰民国政府,人民当然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他们这时成立了各种组织团体,通过游行示威的方式,对北洋政府施压,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亦对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历次的群众运动就是很好的表现,诸如“五四运动”,“抵制日货运动”等等。与晚清相似,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地方上的交涉署及交涉分署同为办理具体外交的行政机构,但这时各部门的组织架构、行为规范更为合理化、专业化。外交部不再像晚清总理衙门一样,所有涉洋事务都办理,而只专职于外交一途,且采用首长负责制,按职能分别办公的机制得以成立,确保了外交部的专业高效。外交部作为中央政府专职外交部门,对其他对外交涉机构进行统制领导,缓解了近代以来各部门各自为政,不能统一对外,而被列强操控致使国权尽丧,以及地方割据等危机。驻外使领馆的布局进行了巨大的改革,特别是以前兼馆的情况大为缩减,而馆内部各职员不再是使臣领事的仆人,随他们同进退,相反各职员都由专门机构派设,专职于相应的工作,虽受馆长监督,但对国内主管部门负责。交涉署及交涉分署地位获得提高,并在外交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外交事宜,说明北洋政府在逐步收回本属于中央的外交权,避免了地方上各私自交涉,献媚列强出卖国权。除了上述常规的三种常规的对外交涉机构外,北洋政府时期还存在着一些诸如“外交委员会”、“关税委员会”、“条约研究会”这样的临时咨询机构,这些机构与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相关,在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定、政府更迭频繁的时局中,有时甚至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决策机制。为规范外交人员的行为,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人事机制,首先是把对外交人员进行分类,定等级,各类各等级的外交人员的任用程序存在差别。其次是采取考试录取外交人才制度,资格审查制度,以及任期结束后的待命制度等选拔录用机制,保证外交人员专业化、职业化。同时,北洋政府还对外交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严格界定。总之,北洋时期中国的外交行政体制是比较进步的,但亦不能排除时代下的缺陷。而为了探究这种进步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本文将1917年至1919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出席巴黎和会等外交事件作为案例,通过叙述北洋政府在战争中收回德、奥在华之一切特权,战争结束前积极筹划向和会提案及派遣代表团问题事宜,巴黎和会上向协约国列强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并努力解决山东问题等外交事件的经过,展现外交行政体制对于外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