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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Ball和Brown(1968)开创实证研究范式以来，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已成为实证会计的焦点，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会计盈余被认为是财务报告中最富有信息含量的核心信息，是衡量企业获利能力的主要指标。从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来看，立法和行政机构已经开始广泛使用盈余指标对公司从招股上市到摘牌退出的全过程进行评价和监督。因此大部分关于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会计盈余信息的有用性上。但是基于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盈余指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存在被操纵的可能，因此就产生了现金流量信息含量的问题。我国在现金流量信息含量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研究样本存在时间短、数量有限、资本市场不健全等原因，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仍然受到质疑。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此引起的市场对会计信息的反应也在发生变化，会计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也是检验我国市场机制、监管制度以及会计制度改革效果的一个重要标准。
本文在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现金流量信息含量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从中得到了对本文研究的一些启示：(1)国外对于会计盈余和现金流量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企业规模和经营周期对研究结果可能会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中考虑企业规模和行业进行分组检验，而我国的研究大多直接选取符合研究条件的样本，很少有考虑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异而对样本进行分组研究；(2)我国国内关于会计盈余与现金流量信息含量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2001-2004年，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多是2005年之前的，而对2006-2007年这一段时间的研究则是十分缺乏的；(3)以往的研究中大多选用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作为现金流量的代表指标来考察现金流量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而对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的类似研究则较少。
为此，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为背景，以2002-200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范围，采用关联研究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的信息含量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七个假设，选取累计超额报酬率为因变量，选取每股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每股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和每股筹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自变量，并引入公司总资产作为控制变量，参照Easton和Harris提出的水平与调整模型，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模型。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首先对全部样本公司的现金流量信息含量以及增量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其次对全部样本公司按年度、行业、盈余质量分别进行了检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每股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每股经营活动、每股投资活动和每股筹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均具有信息含量，但现金流量指标的信息含量要弱于会计盈余信息，与会计盈余信息结合使用能够提高对股票收益的解释力度；(2)从分年度检验来看，现金流量在各年度间的信息含量不稳定，并未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3)不同行业公司的现金流量信息含量存在差异，在控制了行业因素后能够提高现金流量信息对股票收益的解释力；(4)不同盈余质量的公司的现金流量信息含量不同，高盈余质量样本公司的现金流量信息含量明显高于低盈余质量公司。
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现金流量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但对股票收益的解释力度还比较弱，为了进一步提高现金流量信息的有用性，本文认为应从投资者和市场监管部门两方面加以考虑。从投资者角度来讲，要提高对上市公司现金流量信息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利用现金流量表提供的现金流量信息；从监管部门角度来讲，一方面要提高现金流量信息披露的标准，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投资者使用会计信息的能力，使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具有较高的鉴别能力，能够更多的使用现金流量等指标。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对净现金流量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还对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并对除金融业以外的12大行业的现金流量信息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大体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流量信息含量的全貌，并得出了新的实证结论。其次对2002-2007年间现金流量信息含量的变化情况作了检验和分析，证实2006年股市的股票收益普遍偏离会计信息的事实。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流量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提高和丰富我国现金流量信息含量问题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方面做出了探索，对投资者有效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借鉴意义。
由于资源和篇幅有限，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选取样本时为避兔对研究效果的影响剔除了ST公司，没有对这类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信息含量的特点进行研究；对样本公司分别按年份、行业和盈余质量分成多个子样本进行研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地反映现金流量信息含量的全貌，但缺点是难以对个别子样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在研究设计中，本文仅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了研究，但有的学者的研究认为非线性模型的解释力度可能会更好。因此，今后的研究中可考虑引入非线性模型进行比较研究。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择、超额报酬率的计算上也可尝试多种方法的对比研究等，这些都是需要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的方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