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而粮食产业作为我国农业中的支柱产业,其能否实现规模化经营,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与否,还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为了能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保证粮食安全,国家提倡顺应农业发展趋势,在实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保障用于粮食经营的土地规模,从而提高粮食产量。但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我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民工潮”,农村居民为追求更高的收入而大量涌进城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居民家庭的非农收入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农村大量土地被抛荒,农业发展严重受挫,而种植粮食所得的收益又相对较低,因此使得农村居民经营粮食所得收入减少,其种粮积极性更是难以提高,从而粮食的总产量也难以得到保证。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所追求的提高粮食产量和种粮农户所追求的提高收入两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矛盾。随着城镇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同时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隐患,就得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改变种粮农户经营规模的现状,来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必要立足于农村实际,分析各区域经营规模与收入及产量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利用各年的统计数据,分析近些年来我国种粮农户经营规模、粮食产量及收入现状,揭示我们国家在粮食种植方面以及种粮农户收入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在粮食经营过程中各投入要素的性质不同,而制约种粮农户经营规模的主要要素在于土地,因此本文还以耕地面积为经营规模的计量指标,立足于农村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三个区域: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通过线性模型估计,分析中国大陆以及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的经营规模对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及收入的影响。发现在现阶段,中国大陆整体上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于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和收入都有促进作用;在主销区,经营规模的扩大会使得单位面积产量及收入减少,但对于总产量则有促进作用;在主产区,经营规模的扩大可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与总产量,同时也有助于增加收入;而在产销平衡区,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于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以及收入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可见,在现阶段,虽然在整个大陆种粮农户的经营规模是普遍小于适度经营规模,但有部分区域的经营规模可能大于其适度经营规模。为了进一步分析原因,本文还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发现在中国大陆和三个区域内的经营规模与单位面积产量间都存在协整关系,中国大陆和主销区的经营规模与总产量间、中国大陆和主产区的经营规模与收入间也存在协整关系,而粮食产销平衡区的经营规模与粮食总产量及收入之间、粮食主销区的经营规模与收入之间则不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进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发现种粮农户的经营规模与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及收入间还有更深层次的关系,粮食产量和收入不仅受种粮农户经营规模影响,还可能会受前期粮食产量和收入的影响。最后,本文立足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及国外的一些经验,提倡因地制宜,采取相关措施,改变粮食经营现状,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从而同时实现国家层面的宏观目标和居民层面的微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