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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五”规划的尾声，中国各地出现了限产减排的现象。原因之一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现有考核方式导致了地方政府在执行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产生博弈行为，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也会出现大量的合谋现象，这与当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在现阶段，如何借力于低碳经济的趋势以解决经济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引入的低碳经济机制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这一研究主题，本文将以分析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地方政府的利益作为突破口，界定地方政府追求GDP的行为边界，考察在现行总量控制政策下GDP与碳排放的关联程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引用博弈模型对政府、企业的行为进行分析，分析导致限产减排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文章在最后一部分则在讨论地方政府行为规范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低碳经济机制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在建立低碳经济机制与实现总量控制的减排目标之间构建一座桥梁。
地方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当前限产减排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推行减排政策必然会损害地方政府的利益。作为理性的地方政府，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利，本文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在低碳经济与减排政策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所以文章选择将不同区域的GDP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分析作为地方政府利益分析的起始点。文章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之上将空间产异性导入到碳排放与GDP的分析之中，对不同区域的碳排放量与GDP的关联性进行比对，分析区域之间碳排放的特征和差异，结果表明在我国粗放式发展方式未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量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从碳排放增长速度上看，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速度下降最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慢。这说明当前我国对资源的消耗仍是GDP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消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逐渐降低，下降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比，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相吻合。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碳排放与GDP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这就够成了中央政府在推行总量控制时，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的主要动因。
在分析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中，本文从地方政府的特殊性出发，运用博弈论从纵向上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的博弈行为，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的合谋行为。剔除掉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弱因素，分析得出在现行总量控制政策之下，监管力度不足、旧有政绩考核形式均助长了地方政府长期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虚假执行政策的行为。博弈分析表明只有中央政府加强监管的力度、改变当前的政绩考核形式及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才能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此外，除了通过法律与行政手段在短期内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在适当的时候引入低碳经济机制，建立一个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有效机制，对于我国具有战略意义。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碳税制度，切断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利益链，弱化地方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减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导入市场机制，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碳排放交易制度，降低企业减排而需要耗费的成本，为企业在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下的发展提供另一个路径。除了上述两个机制，文章在最后还提出了一种从国际CDM思想上发展而来的区域清洁发展机制(R-CDM)，R-CDM应建立在成熟的碳税制度与碳排放交易机制之上，R-CDM的作用在于可以实现资本与技术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或者欠发达地区流动，这有利于区域间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