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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是60年代西方世界爆发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次学生反抗运动。它以新左派的白人学生为主体，以反抗现存秩序为最终目标。1962年的《休伦港宣言》宣布了这场运动的行动策略：以大学作为根据地和中间机构，最终推动社会变革。此策略使大学管理制度和学校管理者成为了学生反抗的直接对象，大学校园成为学生运动的主战场，教育改革成为学生的主要诉求。因此，60年代的学生运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由学生推动的教育改革运动，它经历了从要求校园中的自由“权利”到要求分享学校决策的“权力”两个发展阶段。 60年代学生运动从要求校园内的政治权利为开端，这一阶段的典型事件为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自由言论运动推动了伯克利管理制度的变革，也促使管理者允许学生参与课程改革的实验。言论自由运动的成功和伯克利的课程改革实验的失败为我们划清了学生“自由的界限”：大学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学生的政治自由应该得到保障；而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学生的学术自由却应该受限。 在机构内部寻求与管理者合作的教育改革的实验失败后，学生们转向机构之外独立的进行教育改革，此即“自由大学”的实验。“自由大学”的课程内容和形式对以后的美国大学课程影响深远，并在当时孕育出了“学生权力”意识。学生们认为大学是民主的练习场，所以“参与式民主”的理想促使他们要求参与大学决策——包括内部决策如规则制定和课程设置，与外部有关的决策如大学与所在社区的关系、大学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大学的军事研究等。越南战争的失利和征兵的扩张给予了学生运动实质的抗议目标，60年代学生运动达到顶峰。本文以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和1969年哈佛大学的学生抗议运动为例，希望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找到学生抗议事件之中学生诉求、校方回应及事件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 60年代的学生运动破坏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研究秩序，大的动荡带来了70年代的反弹。但它也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管理制度更加人性化，课程日益多元。这场运动对大学提出的关于学术自由、学生权力和大学社会责任的问题，更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提及，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