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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威廉斯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生涯以文学为肇始,此后的研究虽然转向文化领域,但他始终念念不忘文学对他的学术启蒙。而在文学中他尤其对小说情有独钟,他认为小说似乎是调整现实冲突的唯一合适的形式。小说对威廉斯来说既是创作的对象,也是批评的对象。虽然威廉斯本人的小说成就微乎其微,但他对英国小说的发展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剑桥开设过英国小说的相关课程,并把课程讲义集结成《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出版,该书也是他小说批评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他还主持过小说系列研讨会。《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乡村与城市》、《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都不乏威廉斯小说批评的洞见。1971年又出版了专门论述乔治·奥威尔的论著《奥威尔》。威廉斯的小说研究成果如此丰厚,小说创作激情也从未减退,如此看来,如果威廉斯研究领域缺少专门的小说批评研究,那无疑是相当遗憾的。因此,本文以威廉斯的小说批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乡村与城市》、《奥威尔》等重要小说论著的细读来深入分析威廉斯文化思想观照下的小说批评。威廉斯的小说研究始终是在其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威廉斯的小说观与文化观是深度契合的。他把文化视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强调小说应该创造和判断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性质。他致力于建构一种所有人参与创造并共享的共同文化,这是建立共同体的前提,同时也强调小说需要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构成这种共同体的个人不是只通过一种关系,而是通过许多种互相勾连的关系连在一起,这一观点也与他“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文化观互生互映。他重视感觉结构在文化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小说必须处理好一个社会的感觉结构,由此才能呈现出真实可感的共同生活。他呼吁文化应该介入现实,在全面认识现实的基础上为解决社会弊病献力献策,同时他也认为小说比其他文本在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上更有可为。一言以蔽之,威廉斯对小说的认知可以用“新现实主义”来概括,即小说是对于现实的某种确定感知和对于相互关系的某种确定认识。它的重点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强调某种与先在现实的第二顺序关联或者某种确定的构成模式,而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理论。威廉斯主张融合传统现实主义和个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精华,主张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要求小说在整体上把握住现实社会和各种犬牙交错的关系的本质,这样才能在改造社会与建构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威廉斯通过详论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哈代来展开他对19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威廉斯认为狄更斯的伟大在于创造了一种新型小说,这种小说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即城市大众文化的经验以及对这种决定性经验的回应。狄更斯用戏剧化的手法展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城市生活,并有意识地创造复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他小说的独特之处。威廉斯把乔治·艾略特的天才归结为:她把个人的需求与欲望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艾略特笔下的往昔乡村不仅有田园般的舒适与宁静,也有被我们忽略了的乡村混乱。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不容置疑地挺进英国乡村,它对乡村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个人行为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把个人和社会结合起来的做法颇为威廉斯赏识。而哈代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情感上,他把乡村英国的旧式传统作为亲身经历过的故乡和故乡情结来看待;在理智上,他又能以智识的眼光在变化的时代下对旧式传统加以审视和探究。哈代不仅展现了人们在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痛苦,更有意识地把个人经历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进行考察,这与威廉斯本人的小说观是深度契合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英国小说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英国小说在此节点上分裂成两条道路,即个人小说和社会小说。分裂的主要原因即是外部现实和各种关系都发生了本质变化。面对此种情势,威廉斯认为小说家更应该在积极的、连续不断的经验的压力和结构之下,利用各种有效的表现形式去建构生活,创造小说的结构形式。威廉斯正是以此为标准来考察20世纪英国小说的。威廉斯认为,康拉德的海洋丛林小说道出了人性、道德、忠诚、传统在逐渐物化的时代下的重要性,但作品中的共同体却只是一个抽象和字面意义上的特殊共同体,与真实完整的社会系统相去甚远。威廉斯笔下的劳伦斯以两种身份呈现出来,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劳伦斯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他建构共同体的观念,这远比毁誉参半的性本能观念更具价值,也更贴合威廉斯本人的共同文化与共同体建构的观念。而作为小说家的劳伦斯,其成就与局限亦取决于小说是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可知共同体,共同体中的各种关系是否表现得丰富而清晰。威廉斯对奥威尔的态度经历了从同情到敌视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奥威尔对人类社会复杂整体性的认知过于简单,并由此反映到小说中导致“整体”和“关系”的不在场。另外,奥威尔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偏见也令威廉斯不快。对任何一位思想人物的周全评价都离不开对其思想渊源及思想遗泽的考察。因此,本文亦论述了威廉斯与利维斯、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的学术传承关系,并比较三人在小说批评方面的异同。以利维斯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传统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威廉斯学术研究的两个挥之不去的思想资源。于小说批评而言,利维斯从捍卫精英文化的立场出发,尤其强调小说家深入观察生活的能力和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深刻的道德关怀,以此来提升公众的辨识能力,从而守护并延续英国文化的传统。威廉斯则始终高举民主文化的大旗,强调小说中建构可知共同体的重要性,从而为建立现实世界的已知共同体寻找可行的途径。伊格尔顿是威廉斯的门下高徒,他的小说观同样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但他又明显对现实主义有些不耐烦。说到底,他认为小说的目的应该是改变生活而不是模仿生活,这也是他不接受利维斯和威廉斯所认同的那个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原因。与威廉斯不同的是,伊格尔顿始终对小说的技巧与形式问题重视有加。并且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在小说批评的过程中除了关注书页上的文字展现出来的现实生活之外,还注意关注构建出这些文字的历史力量,并时时不忘文字背后隐含的政治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