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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优胜劣汰竞争机制在商品经济中的体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入世”以后，“机遇与挑战同在，压力与希望共存”，竞争更加激烈，破产案件逐年增多，相伴而生的破产欺诈现象也日益增多。所谓破产欺诈是指行为人违反破产法的规定，通过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制造虚假情况的手段，导致破产财产减少或者破产财产的负担增加，或者使破产财产状况不明，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假破产，真逃债”、“庙破方丈富”、“金蝉脱壳”、“大船搁浅，舢板逃生”等都是对实践中花样百出的破产欺诈行为的真实写照。破产欺诈极大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动摇了经济领域应有的诚实、信用原则，给国家、各种经济组织体和个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已成为破产制度正常运行的桎梏。因此，如何规制破产欺诈也就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虽然，为防止破产欺诈行为，我国先后在《民法通则》、《企业破产法(试行)》、《刑法》、《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对破产企业隐匿、转移资产等侵害债权人权益行为的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但这些规定无论是从内容本身还是从具体操作上来说，都存在很大的缺陷：既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欺诈的定义、认定标准和行为效力，破产欺诈行为的具体表现在立法上也仅局限于《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5条列举的七种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立法只规定了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对破产欺诈其他行为主体法律责任的追究于法无据；虽规定了破产欺诈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仅追究行政责任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显然处罚力度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又因我国刑法中尚没有关于破产犯罪的规定而形同虚设；破产欺诈的民事责任过于原则，破产欺诈的民事补救又不完善。所有这些法律上的漏洞正为破产欺诈提供了蔓延的土壤。 完善破产欺诈法律责任，首先应从完善破产欺诈的民事责任着手。破产欺诈的民事责任从性质上说属于侵权责任。基于理论和政策上的考虑，破产欺诈的民事责任的承担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由责任主体对其免责事由进行举证。破产管理人或债权人发现有破产欺诈行为的，可向法院申请撤销该行为。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发现债务人欺诈破产的，可宣告破产无效。破产欺诈行为无效后，相对人首先应返还破产财产、恢复原状；直接责任人员应适当赔偿债权人的损失；有过错的破产人不予免责；有破产欺诈行为的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后置。当然，在追究破产欺诈人的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注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作为公法责任，应充分发挥惩罚和教育违法者的功能。对不同的责任主体给予适当的行政制裁。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应增设破产欺诈罪。所谓破产欺诈罪是指违反破产法的规定，以逃避履行债务或为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在破产临界期间或破产程序中，采取欺诈的手段，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行为。破产欺诈罪的特征包括:(l)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害了国家的破产管理制度，也侵害了债权人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2)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破产临界期间或破产程序中，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了严重损害债权人或其他人利益的破产欺诈行为。破产欺诈行为具体表现除包括现行《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5条列举的7种行为外，还包括虚假性陈述、隐匿、伪造、毁坏、销毁或虚假登记与债务人的财产或事务有关的薄记或文件、捏造、承认不真实债务以及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等;(3)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债务人、债权人和第三人;(4)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且以图谋自己或他人利益，或以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为目的。破产欺诈罪的刑罚应结合该罪的特点，科学、合理地设置:不适用死刑;恰当适用自由刑;有条件适用财产刑:附加适用资格刑。 总之，只有加强相关法律规制，加大对破产欺诈人各项责任的追究力度，并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教化、规劝和引导作用，才能使破产制度在法治的轨道上良性运行，从根本上预防破产欺诈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