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1978年的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经济总量已经位于世界的第四位,按可比价格计算GDP增长了14.9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1.9％,因此被誉为“中国的奇迹”,并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然而,虽然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但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由此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成了学术界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中国经济经过了30年的持续增长,这种高增长的真正源泉是什么?这种经济增长的运行机制存在怎样的特征?这种运行机制的效率如何,是否符合中国资源的禀赋特征?带着这样一系列悬而未决的疑问,通过观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经济变量,例如,技术创新状况、就业状况和政府规模等,我们在基于已有的经济学文献和中国的事实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激励为导向的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分析框架,然后以内生于这个框架之下的重要经济变量“资本深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主线,通过对全国和省际以及工业部门“资本深化”的形成因素及其效应的研究来透视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机制及其效率模式。
我们把资本深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因为这个重要的变量涉及到就业和资本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它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特点,通过使用劳动倾向的技术选择和创新,才能走出一条持续有效的发展模式,因此“资本深化”应该有其符合经济规律的变化路径。论文的基本内容是首先建立了一个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分析框架,而技术选择和资本深化都是内生于这个框架之下；其次,本文运用四章的内容对全国和省际资本深化、工业部门及其分行业的形成的决定因素及其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最后,根据经验研究的结果得出了矫正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政策建议,并特别强调了政府功能的变迁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即官员考核指标需要重新调整、改革和调整现有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地方政府的权责对等,同时还要大力加强司法建设,监督政府的行为和维护市场的契约的执行,并认为也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框架,政府的政策导向才能使我们的经济走向一条适合本国资源禀赋的发展模式。
论文共有七章组成,其结构和主要内容是按如下的顺序进行的:
第一章是导论。我们首先通过观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些变量指标的情况,提出这种发展模式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表现在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特别体现在工业部门技术选择不合理,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倾向,这种局部的严重资本深化现象,同时也导致宏观层面和省际层面的“资本深化”减速；问题提出之后,我们界定了“资本深化”的基本概念,并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可能的创新和不足以及章节安排等。
第二章是制度、技术与资本深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在概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经济环境和意识形态为分析的基点,在制度的外生模式之下通过把制度划分为缓慢演进和快速变迁两个层面,并以地方政府行为为中介,建立了一个以激励为导向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为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为技术选择、资本深化的内生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是资本深化的总量特征及其形成因素的研究。在本章当中首先从国家层面和省际出发研究资本深化的总量特征,我们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资本深化发生了较快的增长,但并不是很严重,由于在就业特别是在农村就业统计中,我国存在严重的高估的情况,所以从全国层面的资本深化更多是体现了劳均资本积累的增多。为了测试技术选择对资本深化的影响效应,构建了技术选择的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即认为市场化、对外开放和FDI是技术选择的决定因素。从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出发,通过数理推导得出全国层面资本深化的决定因素,并通过计量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储蓄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上升能够使资本深化率得到提高,一般来说固定资产的形成价格上升对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劳动力增长率对资本深化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在扣去科教卫和社会保障后的政府支出规模对资本深化产生了明显的负面作用,而技术选择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负面的抑制作用。
第四章是资本深化的效应研究: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这一章主要是对全国和省际资本深化的效应做出评价,在收敛效应的研究中,计量分析得出资本深化存在发散效应,如果加入劳动力增长率、储蓄率、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变动等控制变量,则资本深化存在明显的条件收敛效应,但技术选择并没有对资本的收敛效应表现出相当稳定的负向关系,这个结论和全国层面的检验并不一致,可能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导致一种类似“公地悲剧”的经济结果。运用DEA对省际TFP分解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资本深化与TFP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深化、TFP与劳动就业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
第五章是中国工业部门资本深化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本章首先对中外企业2004的资本装备率进行了比较,验证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是推动工业部门资本深化的主要力量。为了观测这种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是否是由较强的微观基础来决定的,我们对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在1978—2006年间总体上呈现“U”型的变动模式,根据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技术选择是影响资本深化最重要的因素,ROC在时间的固定效应模型才展示出对工业部门资本深化的正面作用,其含义就是在截面数据上如果控制了快速变迁制度的影响,ROC依然发挥着正面的积极作用。
第六章是中国工业部门资本深化的效应: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这一章主要是从行业层面来考察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效应,首先对行业进行合并归类为34个行业,采用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资本深化对资本生产率没有体现出稳定的关系,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也并没有存在彼此消长的关系,而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深化之间也没有确定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我们计算了分行业的TFP、技术效率和技术效率前沿的变化,通过计量分析发现资本深化率对三个效率指数均产生负向作用,其含义就是在现有制度下企业往往通过技术设备的引进提高技术水平,而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等环节比较薄弱,快速投资的同时还伴随着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导致资本深化率加快的同时TFP的增长率下降,这个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如果技术选择不合理而导致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加快的同时却削弱了具有促进持续增长的“非体现式进步”韵增长率,从而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也对资本深化、TFP和技术效率累积指数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两个效率累积指数与资本深化缺乏稳定的相关关系；最后,我们还从实践案例对资本深化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本积累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经济效率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七章是结论及政策建议。本章给出了全文有关资本深化的研究结论,并根据经验研究给出了相应的运行层面的政策建议,指出了解决发展中的负面现象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就政府功能的变迁给出了一系列明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