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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很大程度上遭遇了普遍性的危机。这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政治发展理论与现实。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勃兴以来经历了发展主义到多元视角的范式演进,关注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民主与政治制度。偏重于政治民主与制度的政治发展研究带来了忽略文化、价值差异与政治制度自身衰败的内在缺陷。西方发达国家在遭遇政治制度衰败的同时,后发展国家却面临着外来的现代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本土的传统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互动的二元化状况。那么,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如何互动?后发展国家与地区如何处理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中存在的二元化问题?本文建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模式与视角,并以典型个案新加坡为案例具体分析和研究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问题。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政治价值是政治体系的“软件”,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的“硬件”。政治价值是政治发展内在层面的政治观念本源,而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发展外在层面的政治形式结构,二者相辅相成。东西方政治发展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一元化和二元化格局的处理上走向了分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具体体现了两种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关系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一元化模式,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深受西方国家影响,是在西方国家的冲击下而被迫展开的一种进程。后发展国家往往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二元格局,即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同时又深受本国历史悠久的传统价值的影响。政治发展的顺利展开必须要认真处理这种二元化格局,努力实现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一元化。在建立上述理论框架和案例选择之后,本文将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划分为李光耀时期和后李光耀时期两个时期,对这两个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李光耀时期,李光耀为了新加坡的发展与稳定,建构了生存主义、实用主义、精英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发展导向型的政治价值。在这些价值的指导下,新加坡移植了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建构了一党独大体制和精英培养选拔制度,集中了权力,保证了新加坡的国家建构。但是,主导性的政治价值并非现代西方政治价值也非儒家传统政治价值,而是发展主导型的政治价值,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移植只能是形式上的。权力的集中与形式的民主造成了政治制度形式与实际过程的二元化。发展型政治价值虽然受着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双重影响,但是更多地是偏向西方政治价值中的法治、精英、实用,强调的是发展与稳定,因而没有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之间冲突的能力,造成了政治价值的二元化。上述情况造成了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复杂二元化格局。一系列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以及政治权力的代际更替促使新加坡从李光耀时期向后李光耀时期的转变。在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感受了互动二元化带来的危机,开始逐渐调整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新加坡新建了非选区议员制、官委议员制、民选总统制、集选区制等,政治制度不断走向制度化。价值上的危机导致“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亚洲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新加坡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但是,新加坡并非将亚洲价值观“意识形态化”,而是作为“共同价值观”来凝聚多元种族和政治价值,来应对传统价值的衰落。共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加坡试图融合东西政治价值冲突的努力。儒家伦理教育实验失败之后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学的深入挖掘和“瘦身”之后被转为对“共同体主义”的强调。新加坡试图通过共同体主义来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冲突。共同体主义融合了东西方政治价值对新加坡所形成的“新加坡式的民主”即吴作栋所提的“托管式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价值支撑。内含于共同价值观背后的共同体主义、民本主义在政治价值层面融合了东西方对共同体的重视、对民生的重视,同时又在政治制度层面与民主和精英政治对接起来,从而实现了东西方的融合,使二元化的冲突融合为一元化的趋同,开出了新加坡现代化而又不西化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李光耀到后李光耀时期的发展,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一元化互动的保持并非易事。进入新常态以来,新加坡在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必须调整国家发展的步伐,正视问题和发展的环境,以政治价值的巩固为切入点,着重处理政治制度、公民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等关系,来促进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总的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不断互动的复杂和开放的持续过程。后发展国家与地区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化解二元化格局的困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走何种民主化的道路实现民主的优良治理。新加坡案例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树立后发展国家的视角;后发展国家不应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与民主体制,而是通过挖掘传统,走出一条既现代化又不西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精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