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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贸易高速发展，各国家地区之间贸易壁垒逐渐减少，合作共赢成为发展的核心内容。当今社会经济形势与以往有着质的区别，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更要求各国、各地区之间加强联系，合作并进，经济货币合作及一体化成为了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1999年1月1日，欧元的统一使用，使欧洲货币一体化得以实现，促进了欧元区经济的发展。2010年1月1日，中国和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为地区贸易和货币合作提供了条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缩写CAFTA)是中国同东盟10国间建立的“10+1”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东盟作为整体与外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是中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它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一次革新性的尝试。自由贸易区覆盖了1300万平方公里，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由贸易区。1997年，中国同东盟国家一起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经过这次危机，双方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彼此只有加强合作，实现经济一体化才能形成强大的合作效应，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得到繁荣发展。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为双方的发展勾勒了新的蓝图。相关数据显示，自由贸易区零关税实施以来，对促进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方面起到积极的效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合作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为中国和东盟各国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双方联系愈加紧密，中国和东盟初步具备建立货币联盟的条件。中国和东盟应该在货物和服务贸易基础上，构建货币合作的框架，逐步推行货币一体化，最终建成货币联盟。 货币联盟建立的理论基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这一理论对于指导分析成立货币联盟产生的成本及其收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最优货币区理论首次是由蒙代尔(Mundell1961)提出的，他认为最优货币区就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部有几种不同的货币或者一种货币，其作为区域内的共同货币，是这个区域的一般支付手段，而且区域内的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是不受限制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兑换的汇率是固定不变的;与此同时这些货币与非本区域国家的货币不采取固定汇率而采取浮动汇率。之后许多学者发展了蒙代尔的理论，如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克鲁格曼等，通过使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对欧元区及其他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为建立货币联盟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支持。 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继续发展必将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如何深化区域内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就很现实地摆在面前。目前，中国和东盟的货币合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地区监督机制、危机救助机制、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相互设立金融分支机构、银行双边结算网络。鉴于以上情况，与欧洲联盟相比，由于中国和东盟各国历史和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各成员国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巨大差距，中国东盟货币合作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和东盟各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快。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本国的金融业进行了改革，减少银行业管制，消除抑制金融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支持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金融体系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随着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高效的金融体系对于促进多边经贸、投资合作，降低金融风险有重要作用，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货币联盟的进程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加入货币联盟的收益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入货币联盟使用单一货币，消除货币兑换成本的收益。第二，消除汇率波动风险带来的收益。第三，货币联盟使价格机制完善带来的收益。第四，政府信用增加带来的收益。第五，国际货币带来的收益。因此，货币联盟将刺激各国经济的融合，降低价格的不确定性，共同货币会提高价格机制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增进一国经济福利;提高价格透明度，由此促进了竞争，消费者可以从中受益;汇率风险的降低将刺激其他领域（金融、制度、政治）的一体化进程，这也强化了竞争，增加了一国的福利;如果新的共同货币逐渐成为真正的全球货币，将会以政府收入增加和货币联盟内金融业扩张的形式获得额外收益。 通过中国和东盟国家与美国的产出和价格谐动分析，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货币联盟因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所带来的潜在成本进行了实证分析。产出和价格谐动的数值越低说明组成货币联盟国家之间的产出和价格变化情况的相似性越强，组成货币联盟的成本就越低，越适合组成货币联盟。使用1990年-2008年中国和东盟各国通货膨胀率的数据测算，发现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平均通货膨胀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均高于美国，中国和东盟各国中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的价格水平要比东盟的其他国家稳定。同时使用1990年-2008年人均GDP的数据，计算产出和价格谐动的水平，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和东盟各国价格谐动水平除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水平较高外其他国家的水平都比较接近，最低的是新加坡0.278;产出谐动的水平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比较高外，其他国家也比较接近，最低是越南0.0239，通过产出和价格谐动水平表明中国和东盟各国产出和价格波动的相似性比较高适合组成货币联盟。 通过综合比较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平均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波动水平、价格和产出谐动水平，分析了中国和东盟各国如果组成货币联盟如何选择锚货币的问题。因为价格谐动分析中水平最低的是新加坡0.278，说明新加坡的价格波动水平最低，这符合现实情况;而产出谐动的分析中越南的水平最低为0.0239，越南的经济状况不稳定，这显然与实际情况相反，越南的平均通货膨胀水平和通货膨胀的波动性都很高，需要钉住价格稳定国家的货币，才能获得加入货币联盟的收益。所以，如果只单独使用价格和产出谐动水平来判断在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应该钉住的锚货币是不合理的，需要将平均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波动水平、价格和产出谐动水平这四个指标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建立货币联盟应该钉住哪种货币。结合这四个指标分析，中国和东盟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各国应该钉住的锚货币首选是新加坡元，次选应该是人民币。 应用最优货币区(OCA)指数可以将影响建立货币联盟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从总体上分析一个地区是否应建立货币联盟，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加入货币联盟，为建立货币联盟提供一个综合指标。采用汇率变化的模型计算最优货币区指数，分析中国和东盟国家是不是适合建立一个使用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通过经济规模、贸易开放度、金融发展程度、通货膨胀的差异性这四个指标与汇率波动进行回归计算出最优货币区(OCA)指数。对最优货币区(OCA)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中国和东盟国家分为四类:新加坡、老挝、印度尼西亚一类，中国、泰国、文莱、菲律宾、缅甸一类，越南、柬埔寨一类，马来西亚单独一类，每一类国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聚类分析结果结合产出和价格谐动分析的结果，中国和东盟建立货币联盟可以按下面的步骤进行，经济发展较好的新加坡、中国、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应首先考虑建立货币联盟，之后与其他国家组成货币联盟，OCA指数与产出和价格谐动分析结果类似，同样表明新加坡的货币在区域内是最稳定的货币，其次是中国的货币，可以作为建立货币联盟的锚货币替代现在大多数国家钉住的美元。 在对中国和东盟建立货币联盟的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欧元区建立的经验，中国和东盟建立货币联盟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模式: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建立稳定基金，汇率联动机制，建立货币联盟向单一货币逐步过渡。在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应发挥主导作用，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中国和东盟货币联盟的建立进程，第一，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建立中国——东盟统一市场。第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创新。第三，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第四，审慎地加速资本市场开放。 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将面临巨大的困难，2009年开始的欧债危机暴露出欧元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货币联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欧债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在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上应注意以下问题:建立一个由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政府组成的负责地区协调的常设机构，确立信息沟通与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扩大区域性融资便利机制并使其制度化，逐步改革东盟现有的汇率制度安排，为构建区域货币体系做准备，对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加以严格限制，各成员国应制订并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严格限制各级政府负债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