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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国际投资战略由“引进来”逐步发展到“走出去”。从早期引进西方资本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到如今努力建立自己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国企业的自身实力在近四十年里有了飞速的发展。东盟作为一个拥有六亿人口、幅员辽阔的经济体,地理位置邻近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且充足,近年来对外商投资的扶持力度显著增强,这些区位优势对于我国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的瓶颈期,国内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问题日渐严重,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压力加大。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对东盟的投资具有长远的意义。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本文从企业异质性因素出发,结合东道国区位因素,重点讨论了企业异质性与区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梳理了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以及文献。在宏观层面上,结合2008-2018年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历史数据,从总体规模、国别分布和行业布局三个维度对中国对东盟投资的特征特点进行了梳理。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投资东盟企业的微观数据整理,发现投资东盟的企业的生产率、企业规模与投资频率呈正相关,大规模企业的投资相对分散,小规模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具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在东道国的区位因素中,选取市场规模、制度环境、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四个代表性的区位因素,将东盟各国的区位优势进行整理,数据显示东盟各国在区位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论文的实证部分,本文将企业异质性因素纳入Clogic模型,探究东盟的区位因素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对东盟投资区位选择与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技术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与税收水平、地理距离、劳动力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我国企业具有较为明显的寻求市场、寻求技术和降低成本的动机,对于寻求资源的投资动机不明显。本文还论述了我国企业在投资东盟的过程中,企业自身异质性因素如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规模对东盟国家区位因素的相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抵作用,即企业的异质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东盟国家的区位劣势,拥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倾向到区位优势不明显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本文的研究初步拓展了异质性理论在研究东盟投资问题的可行性,对研究企业异质性与区位选择关系提供了一些探索,对总结我国的对外投资实践经验提供了补充视角。